（黄宗贤著）摘录
　　1934年在巴黎完成了学业的唐一禾回到了祖国，但是，这时的祖国不仅依然没有巴黎那种滋养“纯艺术”的气候和土壤，而且正受着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的欺辱，民众在承受苦难的同时，救亡反日的情绪已日益高涨。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是救亡的力量，这是唐一禾回国后所获得的强烈感受。……到民间去，“反映民间的疾苦，传达全民的希望和力量”，这是唐一禾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而确立起来的艺术信念。
　　……此时的唐一禾，又如当年参加北伐宣传一样，把艺术当做了武器，在艺术和现实之间，他不像有的留洋归来的画家一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艺术必须表现民族的现实，这是他已坚定了的艺术信念。（P217）
　　如果说徐悲鸿学派在艺术视野上向下层民众生活的转换，是该派在抗战中获得的内涵的话，那么，唐一禾的体系则因本身与新写实主义艺术观有着本质的关联，而在抗战中更显示出了他的精神价值。（P216）　　
　　为民族而艺术的信念是基于对劳苦大众深深的同情与爱之上的。对于“大众”的生活，他不是居高临下地观照，而是真诚地将心灵和情感投向生活，为穷苦人而言为穷苦人而歌。《穷人》就是一首从他心灵中流淌出的充溢怜悯和爱意的哀婉的歌。画面上腰背佝偻，衣不蔽体的老人，柱着竹棍，他苍老的手紧紧地牵着孙儿，老人紧锁的眉宇和紧闭的嘴角上流溢出对不平世界的怨愤，浑浊而茫然的眼神散发出一丝倔强。他们为何四处漂泊，他们的归宿在何方，画家用他的笔敲打着观者的心灵。在大后方战时的首都，有醉生梦死的达官显贵，有为支援前线节衣缩食日夜奔忙的民众，还有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穷苦人，唐一禾的笔下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真实的现实。（P219）
　　在距重庆约180华里的江津德感坝53梯，唐义精和唐一禾苦心经营着这所成立于民国九年的私立美术学校。在交通闭塞的群山之间，他们仅租用二院民房，自建教室、寝室各一座。全体教职员工仅22人，却开办三年制艺术教育科五班，五年制一班，三年制绘画科四班，附属高中艺术师范科六班。招收各类学生约200人。所有这些班级都要开设素描、解剖、透视、油画、水彩等西画课程。学生如此之多，课程如此之重，而正式的西画教师却只有唐一禾一人，……所有的西画课程就由唐一禾一人承担。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刘一层是当年随唐一禾由武昌迁至江津的学生，他在谈到唐一禾当时的西画教学时说:“……几乎每日上下午都要上课。不仅由于他的绘画造诣高深，更兼他的态度平易近人，博得同学们的普遍的敬爱。因此，课堂教学以外有许多学生常到他的家中去解疑、谈心、看画等等，那时学校经济更加拮据，他每月薪资仅够一家4口人糊口，再也无余款雇人帮助家务锁事。举凡衣、食、住等及两个小孩的照料，都必须他和师母自己动手，几乎再也没有空余的时间，但他仍然是凭着自己顽强毅力和爱国热情，辛勤创作。”
　　与国立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系著名教授一般一星期仅到校指导学生一两次相比，唐一禾的教学、生活压力之大便不言而喻了。在远离重庆的乡下，由唐一禾一人支撑的武昌艺专西画教学，按常理说是难以有作为的，但是，恰恰相反，唐一禾在这样的境况中，在油画人才的培养和自己的油画创作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40年代初，重庆举办的全国性美展上，刘国枢、刘一层、杨立光等唐一禾的学生的油画、素描、创作，都以坚实、厚朴的画风和直面现实人生的思想内涵而引起美术界关注。
　　而唐一禾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也创作了一大批真正贴近平民，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凝结着他炙热抗战热情的油画和宣传画。现在我们无法去感受他当年参加重庆市和江津县城、德感坝上展览和张贴的近百幅巨型宣传画的风采了，但是，他遗留下来的从1938年至1944年春短短六七年间创作的《厨工》《伤兵之友》《女游击队员》《穷人》《村妇》《田间送茶》《七七的号角》《胜利与和平》等作品，可以说无不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油画创作的力作。
　　在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领悟上，在身体力行地推进艺术大众化和直接用画笔表现民众的抗战热情方面，唐一禾在当时的油画大家中，可算得上是最为透彻、最为努力的人之一。可惜，唐一禾走得太早了。……如果，唐一禾的人生之路再长一点，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发展史必定会有更为丰厚的内容。好在唐一禾的弟子们将他的油画技巧和艺术精神很好地承接下来，并在油画界，特别是在大西南学术界产生着持续的影响。（P198）

《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
黄宗贤著   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