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Theodore E.stebbins，前任波士顿美术馆美国艺术的策展人，现在是哈佛大学美术馆美国艺术的策展人，他写过25篇之多关于美国绘画和摄影的评论，其中包括约翰·辛格勒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 马丁·约翰逊·赫德(Martin Johnson Heade), 和查尔斯·夏尔(Charles Sheeler)。

　　正文：

　　在1963到1964年间，我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大三的学生，写了一篇论文，是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艺术领域的哪种专家在提供艺术品真实性和质量的观点时，有可能被起诉。这个论文获得了成功，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这些年也被多次再版。但是，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的现实生活。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我采访了大量的艺术史家，包括Lloyd Goodrich, 还有和美国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的馆长，Jakob Rosenberg教授，一些哈佛大学中重要的教授和策展人。通过这些人开始认识了艺术世界，成为我法律研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Rosenberg教授的课关于欧洲绘画中的鉴定家这个课程的一部分，后来我放弃了法律转入了艺术史研究，最后成为一名专家，方向为18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绘画。

　　我论文的要旨是关于艺术领域中专家，在其领域中，他们是用专门技术来提供咨询的人;他们是在其坚定的信念中对一件艺术作品提出意见的人;对可能造成的民事侵权行为要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丝毫的畏惧的人。在这几年中，判例法和司法解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按照Ronald Spencer编辑的卷宗中案例所揭示的，基本情况还保持不变。艺术领域的专家在负责任和诚信地给出意见时，逐渐得到保护，法院也逐渐认识到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艺术世界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后，今天的专家比起来他们的前辈来，对他们要承担的潜在责任似乎谨慎得多，他们担心在艺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却显出的异常的合理性。

　　艺术市场的巨大发展，使投资大量的增加。拿一个例子来说，波士顿美术馆中美国艺术的两位捐赠者，Maxim Karolik 和William H. Lane。Maxim Karolik建立了关于19世纪美国风景画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风俗画的开拓性收藏，William H. Lane主要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丰富的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藏品。据我所知，他们对每件藏品当时的花费都没超过2500美元;今天，每个人的藏品中都有许多价值在3百万到5百万之间的作品。因此，在具有争议性增长的今天，相对20世纪60年代的几千美金而言，数百万的美金会很轻易的投入其中。此外，Karolik和Lane之所以收藏，是因为他们被艺术品打动，并想和观众去分享这种感觉。今天大量的收藏家去购买艺术品，动机也更多样化，包括投资和树立声望，而且像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今天的收藏家和商人，比以前更好打官司。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专家和收藏家比起当今的人更像是社会和经济中的贵族。今天艺术领域中的专家依靠不多的学院和博物馆的薪水生活，因此他们会从经济角度上畏惧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官司。

　　艺术史家至少会回想起在这个领域中的最著名事件，惠斯勒(Whistler) 和 罗斯金(Ruskin)事件，他们1978年被伦敦法庭传讯。詹姆斯·惠斯勒, 原告，是一个有才能、又具有挑衅性的人物，在英美的传统中主导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绘画。在1877年惠斯勒在Grovesnor画廊展览他的“黑色和金色的交响曲”(密歇根艺术学院)，一张近似抽象的夜景，用天空中的一些色点来表示焰火。约翰·罗斯金写到画廊不应该展示这样的作品“在此，这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又狂妄的艺术家如此接近故意的欺诈”，然后他又写到“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并且听说伦敦佬的厚颜无耻;但是绝没有料到一个傻瓜把一罐颜料泼到公众的脸上，还为此要200金币” 罗斯金，那个时候英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拉斐尔前派的拥护者;他拥护的是精美的绘画，写实主义的风格。称这个画家“傻瓜”---一个下等人，说话东伦敦腔，社会底层的腔调----并且是一个“傻瓜”(一个狂妄的傻子)，陪审团认定罗斯金诽谤了画家本人。惠斯勒赢了这场诉讼，但是这场胜利付出极大代价，他得到了一丁点的赔偿金，但他在经济上和名誉上都受到重创。Steven Levy建议，今天惠斯勒的批评可能会被认定为“夸大修辞”不足以提到诽谤的层面上。然而，这个著名的诉讼仍被人牢记在心。这个赔偿金和声名狼藉的事实证明了，给出观点有时确实很危险。

　　现在的艺术世界已经距惠斯勒和 罗斯金的时代远去，并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就美国而言，策展人分布在上百家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样规模的艺术机构，他们组织展览，书写文本并且建立收藏。上千位学者在学院和大学中教授艺术史课程。收藏家、画商和经纪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增长，去追逐相对越来越少的艺术作品。在美国的研究领域(并且几乎在其他领域)，依靠毕业院校提供的更好训练，进步的研究工具，出版物的大规模出版，包括大量艺术家的专题研究，研究的标准在提高。从没有名气到知名学府，从最重要的博物馆到私人收藏也在出版非常有学术价值的目录。除此外，美国绘画的保存技术也得到长足的进步，现在有大量的实验室---博物馆建立的和独立的实验室都有—在那里，训练有素的保管员和科学家及技术专家一起工作，对绘画进行监测。许多科技工具，包括X光，红外线和紫外线监测设备，和分析技术现在都可协助专家，帮助他们在艺术品的真假和物质状况上面做出判断。单就美国艺术而言，一些画商，独立的学者，艺术家的后代，或者是博物馆的策展人，编排了60多种图录，现在在不同的完成阶段。

　　尽管许多人在这个领域中感到(并且是经常如此)有能力对物品持有者提供有用的意见，难题也会不时的面临到公认的专家头上。大体上说，这个领域逐渐意识到，一两个人熟知一位特定艺术家的大部分作品，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专家或者说是这个课题中的专家。每场重要的拍卖会列出一些现行的专家，但是却没有给出关于这个信息的重要来源。通常情况下，有关这个画家最近的或即将出版物的作者就是这位专家，这个出版物可以是从一片短小的文章到艺术家的图录。

　　但是，这些专家有各种鉴定技术、“眼睛”、和可靠性。一些案例中，专家是一个商人，他也许非常的博学，但是他确实存在一种利益冲突。艺术世界是无规则和无组织的，这就意味着甚至对精明的艺术品拥有者，要得到关于艺术品真假、状况尤其是作品的价值等可靠的、客观的建议也是非常困难的。按照我的经验，所有这些都在说明，这个体系逐渐运作合理化，大部分依靠的是这个事实――多数的非商业艺术专家已经有较高的道德水准。

　　我作为美国画家马丁·约翰逊·赫德 (Martin Johnson Heade 1819---1904)的专家，也是他作品两本图录的作者，无论什么时候出现有关这个画家一幅新的，不知明的作品，我会请教画商、拍卖行、私人收藏家和其他人。例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索斯比的Parke　Bernet 给我了一张幻灯片，并且问我一幅题名为“两只蜂鸟和一丛兰花”(Two Hummingbird and an Orchid )没有名气的绘画。我观察了几分钟这个8×10英寸的彩色幻灯片，把它和我书里相似的赫德的作品做了个比较。然后我写信给索斯比的人，称这是赫德的作品，并且说在我书中的下个版本里会包括这张作品。我的专业要求我们努力去接近那些真实作品，但是和我大多数同事一样，我在基于一幅照片做出判断时没有一点犹豫。索斯比在1980年10月17日把这幅作品放在他们美国绘画的拍卖图录里，把它作为132号，图解中有个专门的说明这张作品将被包括进我的下个图录。

　　但是，对这幅作品，我感到还存在些可挑剔的让人疑惑之处，我在拍卖那天赶去了纽约，去看它的真实面貌。当我赶到那时，拍卖会已经开始了，离赫德的这幅作品上拍时间仅剩20分钟。我用一个手电筒，一个放大镜和一些对比图，发现这幅画面中用了些风格分析的传统技法。它的色彩看起来比预想中的要白和亮些，颜料的应用---在这个艺术家的笔触中---并非我认识的赫德通常所用的那种。我要求索斯比把这件作品从拍卖会上撤拍;索斯比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诉我说这幅作品是来自于佛罗里达一个古老家族，在家庭中悬挂，已历经好几代了。我的经验就是验证艺术品真实性，传说中的真实性显得毫无价值;而一旦艺术品有一个出处和这个可怜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个工作本身就不得不建立在仔细审查之上。我告诉他们有充足的权利去卖掉这幅作品，但我坚持，如果他们要这么做，拍卖人员将必须宣布撤销我此前对它的“鉴定”。最后索斯比同意撤拍这幅作品，我答应把它给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全面的鉴定。

　　历史学家(我自己)，一个助手和一个科学家指导在那的检查过程。我们小心的用风格和物理的方法检查了这幅画的表面，通过画布和画框子表明了这幅画是现代的赝品，很可能就是最近所做。用科学的方法检测颜料，更有信服力，这些颜料中有的来自于20世纪，有的是在赫德死后才开始用。我如释重负，因为法院在比较专家的证明时素来都很麻烦，用一个专家的观点和其他人的做比较，或者根据某时的神秘性，看起来艺术史家都有主观的成分。客观的科学分析的方法避免了专家的主观，但是这种方法昂贵而且费时间，并且只能在少数的案例中得到确定的结论。多数的专家观点建立在传统的艺术史方法上，仍然被继续采用。从这个事件后，我自己的经验要求我在提供建议前一定要把视觉的判断建立在真实的作品基础上，在不同的案例中，检查物体要用团队，团队中要包括艺术品的保管者，有必要时，还要包括一个科学家，他从科学技术角度指导艺术品检测并做出选择。 我应该增加一些案例指出法律允许专家出错，并且允许他们在新证据的基础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就像我做的那样。

　　今天美国大多数的专家继续依靠照片和单纯的视觉分析，但是由两者产生的实践结果在将来很可能会改变。单纯的相信照片逐渐被认为为潜在的法律责任增加了风险，但是在这点上还没有法律的案例。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在复杂的案例中，一定会检查判断的根据。此外，我相信在将来艺术史家会和艺术品的保管者及科学家合作，一起在较难的案例中来质问艺术品的真假。一些重要的法律权威机构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例如，Steven levy写到：“认证机构和鉴定师只靠单独的照片提供他们的观点，或者在实际艺术品的鉴定中只依靠视觉判断，而不依靠科学的手段，如果他随后被证明是错的，经常会导致被控告的风险，理由是低于应谨慎的水平。”我应当指出这类合作对在博物馆工作中的专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我多数的同事认为这没必要。

　　在艺术领域中有各种有用的组织，但是没有直接服务于艺术专家或收藏家、商人和其他依靠专家等这些人利益的组织。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在美术馆的交流和合作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力量，它将道德准则规范化，来指导包括策展人在内的美术馆从业人员。一个新的与其平行的组织，美术馆策展人协会(AAMC)，像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一样，已经宣称，不会关注在策展人团体之外那些大部分的艺术专家。美国画商协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艺术品用作礼物和不动产税的评估方面，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在一个开放、道德环境下，它可以在画商和专家合作时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但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在这个领域日益专业同时，用来控制专家潜在利益冲突的这个规则被公开，这点看起来起来非常明智。最后，要郑重提出的是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IFAR)，无论是在跟踪被偷盗的艺术品上，还是在提高公众对艺术法，艺术专家和图录的觉悟上，最近这几年他们的工作都非常有效。

　　最大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的组织，艺术学院协会(CAA)，在过去的这个领域中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艺术学院协会(CAA)也为将来带来了一些重大的难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看起来“过时的”艺术品鉴定专家到一系列的誉为“新艺术史”的理论方法，许多优秀的艺术史观点被排斥在外。甚至，现在人们会担心专家不足以称的上是专家，许多重要大学的艺术史系的课程中过多倾向于理论方面，这暗示在将来，艺术品领域中画商、收藏家和公众去寻找客观的，专门的技术，比起今天会更加困难。Wake Forest大学的David Lubin教授，一个美国领域中最知名的文化史学家，把鉴定描述为作为一个“手艺的传统”是“非常有价值却奄奄一息的技术”。他的信念中过时的专家的工作主要服务于策展人、画商和收藏家，而正是他们广泛的支撑了历史学家理论偏好，并且提醒着我们，这种对市场的服务是年轻的历史学家转向鉴定师的原动力。但鉴定师日益减少，和随之而来鉴定质量下滑带来的问题已经影响了这个领域，并且最终成为影响到法律。

　　专家，即使在同一个圈子中，做事方式也不同，因此，Abigail Booth Gerdts,他是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作品图录的负责人，根据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对霍默作品作出关于真实或谣传中的评价时，Gerdts教授不收任何收费，只对作品的拥有者说出看法，还要求拥有者签署一份3页的表格，包括一份保障协议，其中详细说明“这个观点和交流都不可用作第三种场合”将在法律诉讼中作为客观的证据。她记录中显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已经收到超过400份咨询，每一份都是来自拥有者，那些相信或怀着希望已找到温斯洛·霍默不为人知的作品的人。在这些作品中，只发现了这个画家的一幅新的油画作品和两幅素描。Gerdts教授和我对话中，总结性的指出了艺术专家从金钱到个人的风险，并且说，“这个风险太高了，我相信我们应该放弃这种用知识交易的生意”。

　　另一方面，William H. Gerdts，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名誉教授，被人们誉为最有创造力(在出版物上)的人，在这个领域中，他是美国19世纪绘画和雕塑中最知名的专家。他依据了一系列不用的方针来行事。Gerdts教授对口头的观点和书面观点都收费;他只针对于真品才写作。Gerdts研究的覆盖面很广，被咨询的方面静物画：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伊曼纽尔·鲁茨(Emanuel Leutze)和其他的历史上画家的;肖像画，美国印象派的;和几乎在此时的任何其他事情，他不用弃权的合同，有时也免费把他的观点提供给他很熟悉的画商和拍卖人员，他和他的妻子，Abigail Booth Gerdts,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不利用艺术品的管理者或者是技术分析的方法。

　　显然，在实践中像Abigail Gerdts独立的专家，比为大学和博物馆工作的专家要更易受到影响。我曾经有一次受到被起诉的威胁，在那个情况下，我给一个收藏家关于他正在考虑购买的一个作品的观点。在那个时候，我是波士顿美术馆关于美国绘画的策展人，当这个诉讼威胁到我的时候，这个美术馆的法律顾问调查了这个事件的事实，然后有力的保护了我和美术馆。这个诉讼最终流产。美国大多数的美术馆组织，在那里，有力的公共政策去鼓励这些策展人，当他们被物品的持有者咨询时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给出观点。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紧随这个方针，建议他的策展人利用这个博物馆标准的弃权声明，并且提供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观点，并且要求策展人不收费，或者是接受其他的金钱。像Sharon Cott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兼法律顾问，告诉我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是给予观点，只管做，但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