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有自己的“当代性”，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发生密切关系。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关于“实验水墨”的讨论、以对“水墨性”语言方式的探索为契机，进入到从文化精神方面来深入对传统资源进行重估、评价和利用。

　　——皮道坚

　　雅昌艺术网：您作为上世纪实验水墨大讨论的主持人的角色，如今又目睹并参与当代水墨的国际研讨，能否谈下感受?

　　皮道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水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挑战性很强的，也是在艺术史当中很有意义的问题。今日的探讨已经变成了国际性的问题。而在八九十年代还只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争论很多，并为有引起这样广泛的国际性的关注。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为主导的时代。从20世纪以来始终是强势文化，这是和经济国力等因素相关。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要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很多，这也是差距促使我们借助西方的元素来改变处境，而同时西方根本不屑于关注东方。而确实由于当今的国力的增强等，西方开始关注中国东方元素。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对水墨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上升了一个层面。我们所讨论的核心是一样的，但是表达方式有了深层转变。从以前的文化身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角度上升到话语权思考，说明对水墨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越来越深入。因此两个变化一个是范围更广，一个是认识的深入，这恰恰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及生长点。

　　雅昌艺术网：由实验水墨的讨论上升为当代水墨的讨论是否代表水墨艺术的一种成熟?

　　皮道坚：至少表明人们对它的看法。90年代在广州开过一次关于当代水墨的会议，而当时是传统派也反对实验水墨，当代艺术也批驳实验水墨，认为它们不可能具有当代性，不可能进入国际的地盘。如今看来它多少已经开始被当代艺术所接纳，并且会借用水墨的一些手法、语言来表达，植入了西方化的当代艺术的方式，比如说装置、影像、行为这里面都可以看到水墨性、水墨精神和水墨方式植入层出不穷的新艺术媒介，并以之作为东方文化精神的特殊载体。从中国画到水墨画到水墨艺术再到如今的当代水墨，实际上无边界。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的时代，本土性的文化如何取得自己可发展的地位，如何获得新的文化力量实际是这样一种课题。

　　雅昌艺术网：所讨论的当代水墨是不是从属于西方的当代性的评判准则?

　　皮道坚：水墨问题这几年越来越引起重视，很多人很早就提出要有我们自己的当代性，好像当代性只有一种，所有的国家都要跟着欧美后面走当代性之路，现在大家越来越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这也就是水墨问题所讨论的意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东西对立的，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整个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在融合中，又存在自身的文化逻辑，这和我们中国东方的哲学思想有关，和文化精神有关。

　　雅昌艺术网：在论坛中鲁明军作为年轻批判家，提出现在批评的困境比水墨实践的困境还要大，比如水墨思想更深入涉及的专有词汇，对于中国的大众不一定都能理解，更何至于翻译到外国，这样的窘境如何处理?

　　皮道坚：有两种意见，语言是不可翻译的，比如说《红楼梦》我们怎么翻译给国外人，莎士比亚的名著在翻译给我们后，我们又是否能够理解到原著的精髓。同样的水墨画，要看倪云林、王蒙，国外欣赏的感受一定和我们有差异，要在不断增加交流的基础上尽量的让沟通更顺畅，这个差异肯定会存在，就像“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身的知识建构、生活阅历是不同。假如西方人对东方有了更大的兴趣，他们来中国那就会更直接的对中国的艺术有更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