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礼经”，我仍只是个“门外汉”。从硕士到博士，尽管研究的关注点一直未曾远离“三礼”，但很显然，于历代玄想高妙的“经师”面前，我实在形如草芥。不过，正是因为对“礼”的世界的执迷，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想法可以提供出来给方家们批评的。当然，熟识的朋友也都清楚，我绝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粹派”，个人对于“礼”的“膜拜”也绝非看重里面冗缛无比的“封建制”与等级化，更别说种种“吃人的礼教”了。恰恰相反，我至今所做的努力，包括在艺术院校勉力开设出粗浅的“礼经文献基础”课程，其目的都只是切望这个社会的新一代智者们能够真正落实取精华、去糟粕的宏愿，真正带着批判和继承之情，回望我们这个伟大但又万般艰辛的种族的过往。

　　或许有人要问，不错，你的“礼学”功力尚低，但在设计学科内居然开设关于“礼”的课程，难道不觉得这似乎不伦不类，甚至荒唐吗?

　　在抵达杭州前，我也曾有过如此的自我诘难，犹豫间，总觉得将要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不过，系内诸位同事却非常支持我的开课倡议。事实上，行业外的人，包括不少号称“治礼”的专门家都未曾真正意识到，“三礼”中那一段段作为“经典”的堂皇叙述，其最形而下、最扎实依靠的，恰恰是些默默不语的“物”。

　　那么，关于“物”，特别是关于如何制造出这些“物”的研究，则正是我们设计艺术学，即关于古代的“设计”理论所需要直面的。

　　我无意在专栏里“掉书袋”，不过，倒也很想问问那些诘难者(我就是这样给曾经嗫嚅的自己“打气”)，你认为中国古代的礼制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是治制，是精神，还是“人”?答案可谓不一而足。然而，我们是否想过，以上的一切其实最后还是得归结到“物”的层面：丧葬讲“五服”，尽管这还能成为狱讼的一个主要依凭，但，没有具体可操持的丧服用度，大老爷们如何断得了案?车驾讲尊卑，尽管这也具备在精神上的虚荣诉求，但，没有具体可操持的鞍辔、繁缨，贵人们又如何耀得武、扬得威?

　　所以，我实在能够体谅，为何在“宏大叙事”之极则——《周礼》的最末，西汉人居然用一篇7100余字、撰人未详的工艺簿籍《考工记》来“续貂”。

　　《考工记》的问题与“礼经”一样颇为复杂，表面看就是些零敲碎打的记录，但即便剔除非得挖出什么“微言大义”的浮想，这个篇章仍因其过于简单且涉及过多的工种而令古今士人纷纷挠头。所以，在此，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礼”。质言之，如若能够全局地观察，在我看来，包括《考工记》的“三礼”经典，即还有《仪礼》、《礼记》，其实就是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使用的“说明书”。

　　请注意我的措辞，“使用”而非“利用”。后者具有“厚黑”逻辑，于此不论。前者却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古人的重要“发明”——他们在“礼经”中所表达的，就是希冀着能够指导我们在“外物”的助力下，实现人和人之间规范了的相互关系。很显然，这在传统社会中曾恶变为一种丑陋的“封建”。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剔除种种的“不堪”之后，“礼经”的确又能为人群的存续提供更可靠的稳定因子。如此，我也能初步探知朱熹为何将《礼记》里的《大学》与《中庸》抽出，与《论语》和《孟子》组合成为“四书”的深意。

　　当然，我断非为了维护那种可笑的“道统”，只是想说，问题还得回到“物”之上。如此一来，人群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表现、发展的?这实际仍需借助“物”那种沉默的力量。而且，我必须强调，“三礼”之“物”实际具有一种明确的“设计感”。同时，它们还是一套精巧规划出来的组合式“社会道具”。其注重的，不是为使用者做陪衬，却是在人群间有规律的使用过程中，既要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的提升，同时也要实现“物”从原始向成熟的进化。

　　实际上，讲到最后，“三礼”所代表的造物和使用系统，是中国一种最经典的“设计过程”——它得自于人对自然一步步的认识和改造，又孕育着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对于“物”的超迈和扬弃。在如此的“过程”中，人不仅被自然借着“物”而设计，还反向地通过“物”而设计着新的，既“仁”且“善”的“自然”。

　　的确，我总在想，现代的“无礼”之痛，恰恰病在忘却了这“经典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