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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一种设计
2010-10-07 10:38:35 连冕
对于“礼经”,我仍只是个“门外汉”。从硕士到博士,尽管研究的关注点一直未曾远离“三礼”,但很显然,于历代玄想高妙的“经师”面前,我实在形如草芥。不过,正是因为对“礼”的世界的执迷,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儿想法可以提供出来给方家们批评的。当然,熟识的朋友也都清楚,我绝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国粹派”,个人对于“礼”的“膜拜”也绝非看重里面冗缛无比的“封建制”与等级化,更别说种种“吃人的礼教”了。恰恰相反,我至今所做的努力,包括在艺术院校勉力开设出粗浅的“礼经文献基础”课程,其目的都只是切望这个社会的新一代智者们能够真正落实取精华、去糟粕的宏愿,真正带着批判和继承之情,回望我们这个伟大但又万般艰辛的种族的过往。
或许有人要问,不错,你的“礼学”功力尚低,但在设计学科内居然开设关于“礼”的课程,难道不觉得这似乎不伦不类,甚至荒唐吗?
在抵达杭州前,我也曾有过如此的自我诘难,犹豫间,总觉得将要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不过,系内诸位同事却非常支持我的开课倡议。事实上,行业外的人,包括不少号称“治礼”的专门家都未曾真正意识到,“三礼”中那一段段作为“经典”的堂皇叙述,其最形而下、最扎实依靠的,恰恰是些默默不语的“物”。
那么,关于“物”,特别是关于如何制造出这些“物”的研究,则正是我们设计艺术学,即关于古代的“设计”理论所需要直面的。
我无意在专栏里“掉书袋”,不过,倒也很想问问那些诘难者(我就是这样给曾经嗫嚅的自己“打气”),你认为中国古代的礼制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是治制,是精神,还是“人”?答案可谓不一而足。然而,我们是否想过,以上的一切其实最后还是得归结到“物”的层面:丧葬讲“五服”,尽管这还能成为狱讼的一个主要依凭,但,没有具体可操持的丧服用度,大老爷们如何断得了案?车驾讲尊卑,尽管这也具备在精神上的虚荣诉求,但,没有具体可操持的鞍辔、繁缨,贵人们又如何耀得武、扬得威?
所以,我实在能够体谅,为何在“宏大叙事”之极则——《周礼》的最末,西汉人居然用一篇7100余字、撰人未详的工艺簿籍《考工记》来“续貂”。
《考工记》的问题与“礼经”一样颇为复杂,表面看就是些零敲碎打的记录,但即便剔除非得挖出什么“微言大义”的浮想,这个篇章仍因其过于简单且涉及过多的工种而令古今士人纷纷挠头。所以,在此,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礼”。质言之,如若能够全局地观察,在我看来,包括《考工记》的“三礼”经典,即还有《仪礼》、《礼记》,其实就是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使用的“说明书”。
请注意我的措辞,“使用”而非“利用”。后者具有“厚黑”逻辑,于此不论。前者却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古人的重要“发明”——他们在“礼经”中所表达的,就是希冀着能够指导我们在“外物”的助力下,实现人和人之间规范了的相互关系。很显然,这在传统社会中曾恶变为一种丑陋的“封建”。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剔除种种的“不堪”之后,“礼经”的确又能为人群的存续提供更可靠的稳定因子。如此,我也能初步探知朱熹为何将《礼记》里的《大学》与《中庸》抽出,与《论语》和《孟子》组合成为“四书”的深意。
当然,我断非为了维护那种可笑的“道统”,只是想说,问题还得回到“物”之上。如此一来,人群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表现、发展的?这实际仍需借助“物”那种沉默的力量。而且,我必须强调,“三礼”之“物”实际具有一种明确的“设计感”。同时,它们还是一套精巧规划出来的组合式“社会道具”。其注重的,不是为使用者做陪衬,却是在人群间有规律的使用过程中,既要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的提升,同时也要实现“物”从原始向成熟的进化。
实际上,讲到最后,“三礼”所代表的造物和使用系统,是中国一种最经典的“设计过程”——它得自于人对自然一步步的认识和改造,又孕育着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对于“物”的超迈和扬弃。在如此的“过程”中,人不仅被自然借着“物”而设计,还反向地通过“物”而设计着新的,既“仁”且“善”的“自然”。
的确,我总在想,现代的“无礼”之痛,恰恰病在忘却了这“经典的设计”。
(责任编辑: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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