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暨紫禁城建成59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召开故宫学研讨会并成立故宫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表示，于2003年提出至今的7年来，故宫学的学科框架正在初步形成，作为故宫工作的指导思想，它促进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博物院的发展，同时也让流散海内外的清宫旧藏有了一个“学术归宿”。

　　故宫学不只是个学术概念

　　“以前受传统‘文物’、‘古董’观念影响，我们对许多宫廷遗存未引起重视，大量物品未被当作文物对待，在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仅被列入‘文物资料’的就有约10万余件，还有不少连‘资料’也未列入，例如2.5万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什么也算不上，因为清代帝后不是艺术家，他们的这些东西不被重视。然而，从故宫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有着重要价值。”郑欣淼的一席话，阐述了故宫学之于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从2004年开始，在故宫学学科建制的指导下，也为了给故宫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完整的资料，摸清文物家底工作在故宫博物院全面展开，使得大量宫廷遗存进入文物保管行列;而相继开展的故宫百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对传统文物修复技术及故宫官式建筑修造技艺的保护与研究，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学术成果总目》《故宫研究论著索引》《故宫百科全书》《明清宫廷建筑大事编年》《明清宫廷建筑图集》等大型丛书或资料汇编的编写出版，也都因故宫学的提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得以实施。

　　在郑欣淼看来，故宫学不只是个学术概念，也成为指导故宫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理念，“提出故宫学是为了加深对故宫内涵的研究和发掘，让社会及公众对故宫内涵有更多了解，从而努力弘扬中华文化”。

　　故宫学是人文科学中反映皇家文化特点的一门综合学科，在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有关明清历史文化研究和博物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和关注故宫学的专家们进行着长期不断地探索。

　　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其遗产价值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这是故宫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故宫的历史、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缩影，故宫藏品的选藏、流转包括抗战中的文物南迁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设，都有着另一层次的文化意义。”在故宫学研讨会上，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曹兵武认为，近代故宫从王宫到博物馆再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角色转换，令今天向全人类开放的故宫学研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更是对故宫价值的不断挖掘、阐释和展示。故宫学强调把故宫作为一个“大文物”来看待——故宫学研究范围不应局限在故宫，研究对象还包括一切流散于故宫外的清宫旧藏，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余万件器物、典藏、档案，以及国内外各机构的清宫典藏，郑欣淼说，故宫学的提出，令流散海内外的清宫旧藏有了“学术归宿”。

　　它是连接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纽带

　　“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故宫学的开放性，让藏品都以清宫旧藏为主的两岸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的统领下，寻找着“学术归宿”，更使其成为连接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之间的重要纽带，以及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合作的内在动力。

　　“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且藏品原来就是一个整体，互补性强，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将这些藏品放在一起，更能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灿烂辉煌;从1925年至1948年，又为这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共同院史。因此，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都是故宫学研究的重镇，同时，基于此的这种血脉相连的渊源，又决定了这两个故宫博物院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郑欣淼说。

　　去年在台湾举办的雍正时期文物大展和两岸故宫博物院首届学术研讨会，今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和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都是故宫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内容。借力故宫学，两岸故宫博物院打破了60年的隔绝状况，迈开了交流合作的步伐，并且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双赢的协议。

　　在今年6月举办的“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活动中，两岸故宫博物院同仁更是以“重走”的方式回顾历史，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据介绍，由于在故宫学上达成的共识，两岸故宫博物院在人员、学术、资讯等方面的往来不断扩大加强，并向着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谈及两岸故宫博物院交流合作的意义，郑欣淼说，其一，这是双方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两院发展有很大助推作用;其二，这是两岸同胞的福祉，两院交流合作给两岸同胞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宫，受惠的是两岸同胞和学术界;其三，这对于在世界上弘扬中华文明，让世界人民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着积极意义。

　　对此，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罗青教授有着更直接的感受和深切的希望：“当务之急是两岸故宫博物院联合选出古代书画、器物代表，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从文化学的角度，不断向世界广为诠释宣扬，使海内外的中国人和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旅客都感到，一定要到故宫博物院来欣赏心仪已久的艺术品，才能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