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杨炳延出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负责书法等部门的工作。这终于了了他的一个心愿：多年来对书法的研习，使他总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从事自己喜爱的书法。虽然这仍然是一个领导岗位，但毕竟与书法朝夕相处，以后的数年中，在他的主持下，美术馆的书法项目做得有声有色，而他对书法的感悟、把握，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不断深入。

　　杨炳延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入手，进而学习欧体行书，进而运用欧体行书风格进行创作，而且作品在这一总体风格之下表现出不同的面目。

　　当代书法基础训练的水准在不断提高，但取法的范围不宽，就行书而言，米芾、王铎、《圣教序》，再加上基于魏碑的变体行书，囊括了绝大部分作者的取向。我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传统中的资源。欧阳询是唐代楷书的代表性书家，影响深远，但学习他行书的人很少，这或许是因为欧体行书风格过于强烈，进入之后，不容易摆脱其影响，生发出自己的面目。这种担心使很多作品被排斥在人们取法的范围之外。杨炳延的作品使我们看到，即使是传统中风格强烈的杰作，今天仍然有其生发的力量。

　　从清代以来，以古代风格特异、少为人知(或少为人利用)的书迹为依凭创作书法作品，已经蔚为风气。这是探寻个人风格的一条道路，而从人们熟知的资源中找寻道路，虽然观赏时少了一点惊奇，却多了一份对杰作的追忆，这是对创作的一份特殊的支持。

　　这样的取法，关键在于两点：一、对杰作的深入;二、在杰作的基础上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这是两个不无冲突的目标。看来这与一般的临习、创作没什么不同，但区别在于，几乎所有人对你的每一点设想、改进都了如指掌。

　　杨炳延从研习书法开始，便致力寻找系统学习的机会，不断探访名师，参加各种进修，谦虚、勤谨，从不懈怠。他所有的收获，最后都汇聚到对欧阳询的探究。

　　他对欧阳询情有独钟。欧体楷书、行书，特别是行书《千字文》，他反复临写，直至烂熟于胸中。行书《千字文》是欧阳询85岁时写给儿子做范本使用的作品，这使杨炳延临写时浮想联翩，想起幼年时做中医的父亲给予自己的影响，想起一个四代中医的家庭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对后人的期望。《千字文》成为他行书的重要支点。他创作中很快呈现出清晰的面目——这是练习书法多年的老手都不容易做到的，更何况他多年一直从事领导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许能找到自己的样式，然而，或近于流行风潮，或出于杜撰，而杨炳延很快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点。他的创作，一眼便可以看出与当代其他人创作的区别。

　　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人风格的塑造。

　　杨炳延大部分作品忠实于欧体行书，瘦劲、挺拔、细长，各字有较好的衔接，作品章法完整。但有几件作品与此不同，如《李东阳梅花图》、《凌云》、《文园幽兰》、《云龙》等，水墨丰润，节奏分明，也更多的让人感到书写的欣喜、畅达。我认为，这些，是他这个时期里的好作品!

　　个人风格的形成，开始时总是偶得，慢慢才成为可以把握的东西。这些作品背后有一个欧体的骨架，但水墨的滋润带来笔触的圆转、鲜活，又远离了人们熟悉的欧阳询。这是一位作者创作中透出的最为可贵的东西。它们可能成为杨炳延个人风格形成的基础。

　　这些作品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们反映了作者作为“人”的某些质素。

　　今天，书法在很多时候作为一个专业、一种艺术活动来从事，其实它还有另一重含义——或许是更普遍、更深刻的含义：与人的糅合。

　　书法是人生的映射。熊秉明先生说：“书法和个人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仅指他的个性、禀赋、性情、学问、人生观，更包括实实在在的人生经历，日日夜夜累积起来的饥渴、病痛、悲欢离合、希望和惊扰、失败与成功，终于到了老年。人已老，书亦老。……能够写出表露自己性灵的字，在心理上应该是自在的、愉快的。因为这一种活动也就是你真正存在的状态……中国人写书法正是从躯体与心灵两方面领会存在的真实”。书法还反映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书法真是一种奇异的艺术，它从我们的童稚陪伴到我们老年，记录了我们一生的经历。童年时期有童年的趣味，老年有老年的趣味。它记录了我们一生的心理变化的各种资料”。“他的生命是唯一的、独特的，他的书法也是唯一的、独特的”。

　　把书法的独特性上升到个体生命的独特性，每一位书写者被赋予了同等的地位，而每一位观赏者则被赋予探究人性底蕴的使命。书法由此而成为与生命现象平行的事业。

　　或许是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尽管杨炳延待人谦和，骨子里总透出一股军人气质，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不容易亲近。其实，他有另一面，这一面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他的作品，有儒雅之气。

　　他说：“书写使人安静下来。”他的作品中也有使人安静下来的东西。

　　我由此想到书法在当代文化中的功能。它始终是一个在民族心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要素。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