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梭人存活了近千年的母系文化，只认母系血统，不认父亲血缘，姓氏由母系计算，财产由女性继承，男人好像只是过客，在一个庞大的母系家庭中，闪亮着一个个杰出的女性身影，而男性好像隐进了那道厚厚的门槛之外。实际上，摩梭人重女不轻男，男人们仍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空间。这么一说，很容易给人产生匪夷所思的念头，好像涉足到伊甸园、桃花源、“香格里拉”、“乌托邦”这类有些神秘、有点悠远、有点浪漫、又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实际上，这不过是文人墨客的想象，摩梭人什么都不是，就是摩梭人，他们真实地生活着，迎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很认真地过着一个个日子。在那片有点苍凉的女神山下，在蓝得发光的母亲湖边，他们知足地生活着。
要说母屋，先得说母屋的主角—母亲，母亲就是“阿咪（mi）”。这个词汇在摩梭人看来，不仅仅是母亲的符号，或一个名词，这个声音中，有母亲怀抱的肌肤之暖，有火塘边吮吸奶汁的声音，是夜幕下暖暖的摇篮曲，是青草和艾蒿香中，不穿鞋的母亲在乡土上的足音。任何一个摩梭中年以上妇女，听到“阿咪”这个词汇时，那种高兴和满足，那种慈祥和微笑，就是这个词汇的魅力。
在一个家庭中，不论生母还是姨母，都是一个血缘的母亲，是不分彼此的，无论财产，无论地位，无论权利。所以，在家中决没有突出的“我”，只有“我们”，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在家中，几个母亲（姐妹们）对孩子一视同仁，有的人长大后也认不准自己的生母是谁，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一种集体无意识吧，“阿咪”变成核心，是生活的支点，是生命的源头，甚至贯穿了整个摩梭社会的文化结构。在摩梭的许多歌谣中，数不胜数的是歌颂母亲的歌曲，比如：“走过一山又一村，我阿妈一样的人见不到”（指有本事或漂亮，因人而异），“听到高山布谷叫，想起阿妈呼唤我”（指母亲在想念自己），“荣华富贵我不想，只求阿妈能平安”，“善跑的骏马失去可以再买，失去了阿妈我只能在梦中相见”，“时光流逝不再回，阿妈的恩德永难忘”，“走过的千山万水遗忘了，唯独忘不了阿妈的叮嘱”，“漫山的鲜花会凋谢，唯独永远不谢的是阿妈的笑容”等等，所有摩梭人对母亲都有一种永远无法解开的情结。
要读透母屋，先要从摩梭人观念之初说起。摩梭人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可以使人看清问题的端倪，那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母骨男血观。摩梭人认为，生命的本源是女性，是母亲，是根骨，与父系社会的观念背道而驰。因为一个生命的孕育，最初是在母体里形成，所谓十月怀胎，一个生命的形体，包括骨骼、肌肤、五官等都在母体内孕育成熟，等到时机一到瓜熟蒂落，来到人间。虽然有体积的增大，也有生命的衰老，但其基本的结构是不再改变的，一个人出生后不会再多一条腿出来，或者少掉一只耳朵，这种生命结构是母亲赐予的。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父亲的精液，孩子从何而来？而摩梭人认为，这并不重要，父亲提供的精血是会变化和流失的，即便不用，它也会自然地消失，又自然地增多，是一种流逝的状态，而不是固定的成品，而女性则不同，她们用自己的器官和血水养育出一个生命，所以，生命之源乃母体。
在家屋中，从生命的分水岭上，摩梭人进行着自己的阐释，突出表现在生与死的观念和仪式中。每一个摩梭家庭，母屋外都有一间耳房，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临界点，或者说是生的福地、死的离别线。每一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每一个死去的人也从这里离开，真有点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意味。
孩子出生时，这间耳房里没有男人的立足之地，任何男人不得涉足，这是女人们迎接生命的地方，一个生命从孕育到出生，完全是女人的事。从怀孕之初，家里的母亲和姐妹就给予孕妇特殊的关照，不干重活，不吃外人送的食品，不吃刺激的食品，天黑不外出，不参加丧事，还不定期地请喇嘛和达巴（摩梭祭师）为孕妇念经祈祷。妇女怀孕后，搬到母屋与母亲同住，避免男性来访；吃住都由母亲照顾；分娩时，由母亲或孕妇的姐妹接生，而男性不能到场。一个新鲜生命的来临，是靠母亲的手臂搭成桥，接来人间的。
在月子期间，生父的母亲或姐妹，会带着鸡、红糖、酥油等物品看望孩子，当地人称为“认子”，但生父不会来，由他的母亲代表他，没有母亲可以由姐或妹代替。同村的或邻村的女人也会带着礼物结伴而来，但从没有男人参与这种活动。
孩子满月时，先要拜太阳，然后，家人杀鸡宰羊招待那些来探望过产妇的女人们，男人照例排除在外，这是女人内部的事。满月之后，摩梭人不再过生日，因为这是新生儿的吉日，可也是母亲的受难日，所以，当你问一个摩梭人的生日时，他们肯定不知道。但是，每一个孩子长到13岁，将举行一次隆重的成丁礼，在母屋内热热闹闹地举行，表明这个孩子已长大成人，是家庭中的一员，从今往后，不再享受小孩子的待遇，可以参与家庭内的议事活动。
死亡却刚好相反，那是男人的事，这时，女人要回避死亡的场面。这不是因为女人不洁的父权社会的观念，而是认为女人把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机的生命引来人间，就像嫩笋般的生命，是十分可爱美好的，而人的死亡是生命在与时间的对抗中，不断衰老，被病痛折磨耗尽的肉体已经枯竭，衰败的、腐烂的、丑陋的形体不能让女性接触，让男人们去料理。
尊母崇母恋母情结，在摩梭文化中是一个不可取代的重点。摩梭语说“母屋”是“日咪”，即母亲的大屋，说“母湖”是“谢纳咪”，大树是“斯子咪”，无一例外的，凡属大的、美的，都加一个“咪”，即母，“母为大”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而小的，比如：石头叫“鲁若”，小树叫“斯子若”等，“若”是男，小则以男指称，当然，也不带丝毫贬意，这可能是母系文化在生活中的另一种渗透。在家屋中，母亲统领一切，而舅父掌管礼仪，所以，当地人说这种家庭是“舅掌礼仪母掌财”。
由于是母系家庭，婚姻也就采取了“男不娶女不嫁”的婚俗，有人称之为“走婚”，男女双方情侣各属母家，生产劳动在母家，只是夜间男子拜访情侣，第二天又回母家，他们之间的经济、情感都是独立的，没有占有的关系，所生子女归母方所养。这样，双方只视情感的深浅定夺维系时间的长短。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来自情感之外的约束。
（1）火塘与母亲
摩梭人对火塘有一分特殊的依恋，这种依恋，不仅仅是一种取暖，实际上是情感的取暖，因为火塘边有母亲坐着，如果火塘边没有了母亲，那么，那个家庭一定会觉得空了，没有了特殊的氛围，缺失的是情感的支点，好像圆满的东西缺了一角，始终是一个结，是一个解开不行，难以结起的空缺的结。
火塘是家庭的核心，母亲是家庭的重心，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每一个摩梭人都是在火塘边长大的，小时候，孩子们还没有自己的房间，是在母屋中，睡在火塘边，听着外婆的童话故事和摇篮曲长大。每天早晨，当晨鸟在屋外啁啾，公鸡一声声啼鸣时，他们在火塘边，听外婆絮絮叨叨地祭锅庄，把食物放一点在锅庄上，与祖先神灵交流着。年深月久他们的意识中已经深深烙下祖先之光，就连那些远走天涯的赶马人，也留下了许多想念火塘和母亲的歌：
离开了骏马的草滩想必已孤独
离开了故乡的人儿心灵已憔悴
火塘边的阿妈是否依然安详
割不断的思念像炊烟升起
不知何日才能卸下鞍鞯
摩梭人对火塘如此地热恋，把火塘与母亲连结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我们也许能从里面解读出什么。
传说远古的时候，有一家母女两人，天天在山上砍荒种地，相依为命，风里来，雨里去，她们在山里辛勤劳作。随着岁月的流逝，女儿渐渐长大，母亲却渐渐老了，头发已像山顶的积雪一样惨白，手像老了的树皮一样干裂，脸像洪水洗刷过的沟壑一样布满皱褶。母亲在一个不祥的日子里过世了，女儿悲痛欲绝，哭天喊地，终究唤不回母亲。只好怀着一腔悲情，一身孤独，在一棵树桩旁火化了母亲。
从那以后，她仍然早出晚归，劳作在母亲选定的那片山地上。每次吃饭时，都在火葬母亲的那棵树桩旁，先祭一点食物在树桩上，说“恰多”（摩梭语：我看着呢）然后才自己食用。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很久，不论刮风下雨，她依然祭祀不断。有一天，当她正在祭祀时，母亲苍老的声音飘来：“女儿啊，阿妈每天都看着你，跟你在一起的，你何必跑那么远来送食物呢？你就在我们家火塘上方立一个锅庄，每餐前，祭一祭就行了，我只要看见、闻一闻饭菜味道就饱了。妈妈永远跟你在一起，只是你看不见我而已。”女儿听了母亲的话，赶忙回去在火塘上方立了一个锅庄，念叨起思念母亲的话，每日三餐，食前必祭，日子也就不觉得孤单，始终觉得母亲与自己在一起。直到今天，在摩梭家，每日三餐，都先要祭锅庄。从此，“恰多”这个词汇，就像“阿弥陀佛”或“嘛呢叭咪哞”一样流行。
祭锅庄，也就是祭冉巴拉，其实就是祭祖先。已然远逝的祖先与活人之间，是一条扯不断又细若游丝的感情线。把先祖想象成英雄，对先逝者满怀一腔崇敬和爱意，并且，在内心的隐秘处，觉得逝者始终在守望着自己，这是一种有分寸的敬畏。这种对祖先的崇拜，也就是对过去生活的肯定和对今日生活的珍惜，那种感情是绝对忠贞和纯洁的，不受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也不纯粹是宗教的维系，更不需要法规的督促，这是来自血液深处的对母亲的怀恋。他们认为死者离去或消失的，只是躯壳，而灵魂永远与家人在一起。在死者与生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距离并不遥远，只要用心感悟。
（2）走进母系大家庭
岁月不断流逝，人类的文化也像蛇蜕皮一样，不断蜕去旧的，穿上新的，有的是超越，有的是新生，有的却是无奈，比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印第安文明、古格文明等等。有的犹如一声叹息，连回声都没有就沉入历史之海；有的却留下伤疤，至今印在大地的胸前。摩梭人所保留的古老走婚习俗和家庭模式，至今还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奇迹。
在人类已知的婚姻模式中，无论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无一例外的，都有经济的、权力的、性的占有，唯独摩梭人的“走婚”避免了这些占有，这也许就是特别引起别人兴趣的魅力所在。
从丽江古城往北，前往泸沽湖“女儿国”，一路风雨，一路云彩飘飘，连旅人的心里都有一丝怅惘，犹如随着时光隧道往回走，特别是在那种高原的崇山和森林之间。盘山的路迂回曲折，就在不经意间，转过一片冷杉林之后，泸沽湖突然就撞入眼帘，我们就在暮色中进入了摩梭村庄—落水。
我们在戈瓦家的门前停车，雨后潮湿的空气中，混杂着一丝艾蒿和鱼腥的气味。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小提琴声从晚风中飘来。 我循声望去，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湖边一只猪槽船上拉琴，那声音有点凄美，有点哀怨，悠悠的飘在湖畔。那人看见我，点点头，仍然对着泸沽湖用琴声诉说。湖边轻轻的晚潮伴着琴声，直到黑夜轻轻地盖下来，琴声才在天地弥合的一瞬间消失，好像随云彩泊进了山弯。
戈瓦家的阿乌（舅舅）告诉我，那位拉琴人是北京来的一个老师，来泸湖湖一年多了，租了一间房住下，每天早晨和傍晚，准时出现在湖边。琴声不停地响了一年，琴声中的泸沽湖，那天光、水色、云影、山岚、湖岛、鸥鸣、居民，有一番说不尽的韵味。
（3）母系家庭中的男人
戈瓦阿乌根若，是戈瓦家最老的男人，有80多岁了，他已经四世同堂，家里是清一色的母系血缘，除了他和妹妹们，就是妹妹们生的甥男甥女，直到第三代、第四代，而戈瓦根若自己的情人在另外的人家。他说，他先后有两个钟情的女子，其中一个生育了一男两女，在本村生活，但他从不管他们，是孩子们的舅舅管；另一个情人在达坡村，他的儿子只有一个，现在开车跑运输，那个儿子经常会来看他。遗憾的是，阿乌的两个情人都已经过世。
那晚就睡在湖边的戈瓦家，我听到一夜的风声雨声候鸟声，也听了一夜的潮声和脚步声，第二天醒得很早，晨风中，琴声又响起，约摸1个小时，太阳出山，琴声嘎然而止。村里那些为游客牵马或划船的小伙姑娘们穿着民族服装（这种艳丽的民族服饰在如今的泸沽湖变成了工作服，村里规定接待游客必须穿，但回家后，所有年轻人都快速换上了现代服装）三三两两地赶到湖边。
戈瓦·根若老人来到他每天晒太阳的湖边，静静地坐在湖边清纯的阳光下抽烟，像一截树桩，不为身边花花绿绿的东西所打动，从他身边过去的花花绿绿咋咋呼呼的游客也不注意这根“树桩”。
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泸沽湖边至少活了80年的一段历史吗？我有意地接近这段活着的历史。老人显然有点孤独，见有人愿与他聊天，何况还是用摩梭语，一下子打开了话题。
想不到老人还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说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16岁时就替人赶马，那时没有公路，通往山外的都是驿站和马道，他通过帮人赶马挣马脚子的辛苦钱。马脚子是被有钱人雇用去赶马的人，除了一天两顿饭，每天能赚个银元，这算是很好的待遇，每天从早到晚要下三次货，上三次货，行程30公里左右。很能干力气又大的人能赶7匹马，他16岁时，赶5马匹，已经被认为是顶尖的半大小伙。那时的泸湖湖地区要致富只有走茶马古道去赶马经商，以至于有一句谚语“汉族发财靠土地，摩梭发财靠赶马”。上到土司和总管家有马队，下到百姓有自己的马帮，可以说，摩梭人的商品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拴在马背上驮来的。
阿乌年轻时，从丽江、大理、保山到过缅甸有时还从贡山、福贡、碧江进缅甸，那是一条很险的路，令多少好汉断肠。有时还远走西藏、尼泊尔、印度，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往返，这是用生命作赌注的行旅。他替别人赶马10多年，才挣到能买5匹马的钱，到31岁那年有了自己的马队。讲起途中的艰难，老人感慨不已，说起土匪强盗、冰大坂、高原反应，老人仍是心有余悸。也有令老人自豪的，说起当年自己身背长短两支枪，坐在坐骑上引吭高歌的情景，老人还轻轻唱起当年的赶马歌。歌词大意是：
我怀揣着乌迹斑斑的木碗，
不知哪里能喝到一碗热茶?
我手握着冷冰冰的长刀，
不知哪里等着我一场凶险？
如果我遇到不测的风雨，
请把我的木碗和长刀交回寺庙。
这肯定是一首在藏区流行的赶马歌，赶马途中的艰辛和凶险都一语道尽。当他们的生命即将终结时，想到的还是把木碗（他的生存工具）和长刀（他的征服工具）归还回寺庙（他的精神宿地），让一切的罪与罚、爱与恨、荣耀与耻辱，都由寺院里的神去裁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来自“那里”的，把“那里”借来的工具和生命都还给那里，他们的身躯就轻松了，灵魂就干净了。让后来的人继续去旅行。
这种命运感，这种归宿感，这种对时光轮回的体悟，恐怕只能产生在西藏那种太美太险的极地，人在那样的神山圣水间会产生敬神的意识。
当我问老人，他辛苦赚钱，回家后把钱交给母亲或姐姐（一般交给家里管经济的女性，称作“日咪达布”），有没有一种不划算的感觉。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咋个会呢（怎么会），她们在家盘田种地也辛苦，不然我们出门吃啥子嘛。每一次回家时，我最感动那些留给我的鸡脚了，虽然干了不能吃了，但那是她们的感情。”
老人说的是当地的习俗。在当地，一年只杀一次猪，是在农历十月，杀猪做成猪膘和腊肉供一年食用，猪膘是一种琵琶形缝制的腌肉，有点像火腿。在平时的生活中，作为调节最好的肉食是鸡肉，家中每宰一只鸡，姐妹们都把最好的一只鸡脚留给出门在外的哥（弟）。等他们回家时，母屋的墙上挂满了一条条已经干了的鸡脚，每当这时，这些征服高海拔的男子汉往往泪流满面，再苦再累也觉得值了。
这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这是一种情感的割不断的脐带，所以，舅舅们常常出走，又常常回来，他们舍不下母亲和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