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前成都“世纪之门”展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就呼吁在当代艺术界建立正义秩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新世纪十年即将结束，当代艺术界才逐渐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艺术发展的价值，而且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现出来。如果没有这种正义秩序的建立，那么，当代艺术界在中国当代文化中、乃至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将来就不可能有准确的身份定位，就会依然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如果当代艺术界没有这种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当代艺术就会继续陷于“混现代”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另现代”(altermodern)彼此混淆的创作之境而不能自觉，艺术界的各种身份角色就会迷失自己的工作方向与学术目标。

　　事实上，在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当代艺术界已经出现了各种身份角色的承担者，它们包括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如美术馆、博物馆馆长等)、经纪人(如画廊、艺术机构的经理)、传播人(如大众媒体与专业媒体的记者、编辑、)艺术活动家(艺术资助人、艺术行政官员)构成的一个知识界与文化界相交融的少数社会阶层。在严格的意义上，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属于知识界的一部分，其他的社会身份属于文化界的一部分。在现实的艺术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上述各种角色的互相客串，如画商介入广州三年展的策划、艺术机构的老板在对当代艺术完全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冒充策展人、艺术家在成名后也为年轻的艺术创作者策划展览等等，因而致使这些角色所对应的工作结果陷入不伦不类的境地，甚至导致汉语学界的部分学者对于当代艺术界的学术质量的不屑一顾。

　　所谓当代艺术的正义秩序，就是艺术界的每种角色回到其名副其实的定义中，作为艺术家就应当以创作呈现当代文化问题的作品为己任，作为批评家就应当从专业的学术立场讨论当代艺术的现象包括创作、展览、传播、接受等等，作为策展人更应当从当代艺术界的整体视野与展览空间的布展设计推荐艺术家的最新创作于艺术界、知识界甚至文化界，作为收藏家需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的高度为人类保存一个时代的艺术文献，作为经纪人需要研究与培育当代艺术的真实爱好者人群及其市场走向，作为传播人需要在关于当代艺术的新闻性写作与学术性写作之间加以甄别、编辑，为不同层次的公众提供专业讨论当代艺术的文字与图像。实际上，在处于“混现代”的当代艺术发展时期，还出现了所谓的“艺术活动家”这样一个人群。他们有可能来自艺术界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经纪人、传播人;他们共同的特征在于在短时段内离开自己本来的角色、在艺术现场不明确地扮演另一种角色，服务于营造某种艺术氛围。

　　在媒体就是话语权的时代，艺术杂志的编辑在当代艺术中的角色日益明显，是艺术作品与艺术接受、作者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正因为如此，编辑所面临的诱惑就更加剧烈。这或许是不少艺术媒体的编辑不断从事艺术策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在制度层面还处于前现代的时期，由于独立的民间艺术基金会基本上不存在，由于出版自由在根本上遭到限制，依赖于半官方出版机构的艺术媒体的编辑，实质上在经济地位上同其作为文化人的身份并不相当，所以，他们用部分时间去策划展览以便补足自己的经济收入。当然，在身份转移上，编辑成为策展人并不存在所谓的合法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转移中是否持守了自己作为编辑、作为策展人的各自责任。不同的角色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有不同的要求，它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移植。即使在这样的身份转移中，编辑也需要在策展工作量上自我限定。就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界而言，由于编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媒体栏目的策划、专题讨论的设定上，出现了《艺术当代》、《艺术时代》、《艺术国际》三大传播当代艺术的专业媒体。《艺术当代》以发表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生态、传播为对象，大部分文章在学术性研究中略带新闻性的特色，属于艺术界公认的专业期刊艺术杂志，是一切年轻艺术家进入当代艺术界的必经通道;《艺术时代》将上述对象纳入当代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社会的范畴来讨论，在对艺术家的大量访谈中推介作品与展览，在不同的声音立场中推动中国文化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属于文化人阅读的艺术文化杂志，是当代艺术进入文化界的必要路径;《艺术国际》以严肃而活泼地关注当代艺术所发生的每一个现象，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时效性与博客写作的自由性，将当代艺术界中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经纪人、传播人聚集起来，属于一切关注当代艺术的知识人浏览的艺术文化网站。其办站宗旨，体现在下面的推广语中：“全世界艺术者，联合起来!”

　　上述三大当代艺术的专业媒体，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同类刊物、网站中凸现出来，只是因为其编辑们对于自己角色身份长期以来的充分自觉，明白自己作为艺术文化的传播人乃至保存者的历史责任。同样，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人文艺术》作为汉语学界唯一的当代艺术与人文思想丛刊于十二年前问世，到本辑共出版了十种。其最初宗旨的确立，来源于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后当代艺术界与汉语学术界彼此隔离的事实判断，来源于把当代艺术的成果推介给汉语学术界、把汉语思想的进展介绍给当代艺术界的抱负设定。于是，编委会同仁选定了如下的工作目标：“强调艺术研究在深度上的人文性和广度上的历史性，倡导以人文价值关怀为指向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个别形态及整体现象作严谨的学术追思，阐明艺术所置身的广阔文化背景，促成学术界与艺术界在思想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的交通。”为此，设立了五个栏目：“艺术研究、艺术历程、文化评论、形上言述、学典汉译”。从十多年来发表的论文看，除了对不同媒介表达的艺术个案的深度研究外，其范围涵盖宗教、神学、哲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的全部领域，其问题涉及生态、后现代、后殖民、公共性、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历史逻辑、世界图景等等。在根本上，《人文艺术》正如其英文表述“HUMANITIES AND ART”所表明的那样，其原初的定位为“人文学与艺术”，或者说是“人文学中的艺术”。其读者对象，横跨汉语学术界与艺术界。

　　任何卓越的刊物，由优质的稿源选择、认真的编辑排版、资金的印制保障、后期的推广宣传承诺其质量。《人文艺术》第一辑在戴光郁向汪建伟等艺术家约稿后，原来答应支持出版的友人失言，后因诗人何春的慷慨解囊而付梓出刊。从第二辑开始，笔者希望能够在艺术家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人文艺术》出版基金，拟定了一次合作、多次发表的协议。但是，由于他们担心能否坚持而未果。所以，在此要特别感谢邓乐、朱成两位，他们在十年前论丛最艰难的时刻在信心中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方式，才使其能够有残喘存留的机会。余后，艺术家中的高氏兄弟、戴光郁、张大力、李华生、罗发辉、庞茂琨、李邦耀、尹秀珍、奉家丽、李金远、赵峥嵘、金江波、展望、宋冬、余极、曹恺、张慧、张念、周斌、阎城、范勃、陈克、陈海、丁方、王鲁、张杰、江衡、钟飙、刘瑾、刘可、罗奇、陈长伟、布鲁斯·帕森斯、施米特等等，批评家中的王林、岛子、段炼、黄笃、盛葳、苏滨、王南溟、马钦忠、杨小彦、管郁达、粟山明、鲁明君、杜曦云、何桂彦等等，学者中的陈家琪、尤西林、余虹、杨学功、蒋荣昌、胡继华、高全喜、罗秉祥、章雪富、陈廷湘、刘光耀、耿占春、朱国华、江风扬、夏可君、荣光启、成穷、陆沉、陈新、李菡、李岩等等，都是这份论丛从梦想到光荣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无偿提供自己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与学术论文，常常让笔者感怀于心。记得2005年春于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宿舍同一位艺术家讨论如何合作出版的事宜，直至临晨四点离去，雾朦胧中一片茫茫泪，每每念及此情此景，笔者对以上诸君的感恩便油然而生。正是在这十二年的编辑生涯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人的精神生命对于人人关系的内在连接是何等重要，体会到人的文化生命对于人史关系的传统延续在今天是何等稀罕。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意识，论丛的责任编辑黄筑荣先生，才把他的每束兢兢业业的目光投向了每个标点符号以及每张图片标题。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坚持出版至今的“现代社会与人”丛书，是在大陆连续见证汉语思想在踽踽前行中吸纳欧风美雨的唯一书系。其所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千秋功业，只有在我们的民族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化后人们才可能恍然大悟。

　　《人文艺术》最初五辑在后期推广方面，友人马晓波、王春智二君不辞辛劳的配送，同样让笔者记念。事实上，同编委会的同仁一起，他们始终背负向汉语学界推介优秀的艺术家、向当代艺术界推介最新的学术成就之轭，他们也是当代艺术传播过程的参与者;同每位艺术家、批评家、学者、读者一样，他们也是论丛传播人中的一员。汉语思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摆脱实用感性文化传统的奴役与支配，中国当代艺术界如果能够建立不同角色各司其职的正义秩序，《人文艺术》如果能够为此滴水成溪，今天努力的我们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