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怡　　今日美术馆设计馆馆长

　　我的助理时小姐参加了歌德学院组织的KUMA班(全名叫做“文化管理在中国”)，去德国学习一个多月，回来就迫不急待地跟我分享她的博物馆见闻，那种兴奋又沮丧的样子跟我第一次去纽约看博物馆管理一个劲儿：人家的软硬件做到这个地步，我们要多久才能赶上!在我看来，我们的博物馆,房子外壳或者够大够炫了，内壳——内部设施系统就太差了，更不要说管理与藏品了。

　　我记得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伴随了我很长时间，成为我研究美术馆管理的最大动力。因为中国美术馆的历史积累、政策制度、文化、人才等问题，直接导致了建设美术馆的藏品、资金、观众、管理的缺乏。让人绝望的是，无论是国有民营，新开或即开，除了故宫这类以文物为中心的博物馆依靠丰厚藏品和特殊文物价值，有丰富的政府拨款和观众来源，艺术博物馆在这四个方面没问题的，还真难找出一个来。

　　让我从这种“无法超越”的挫败情绪中解脱，始于两三年前介入一系列设计展的策划工作。其间，因为有无法高攀“文物”类博物馆的自知之明——我觉得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经验与发展策略与当代博物馆不具类比性——我利用机会专拣当代的博物馆参观交流，也结识了许多全球设计业的顶尖人物。我发现，当代的世界级美术馆，尤其是设计美术馆(像VITRA、伦敦设计博物馆等都不过20多年历史)，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同样要在模式和内容上予以突破和创新。而对于这些因应新时代而生的当代博物馆，如果不告诉自己博物馆已死，便是自己将死。

　　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探索求存之道，真正敢喊出“旧有的博物馆已经死了”的机构还没有一个。而我觉得，这或许是我们的机会、中国当代博物馆的机会。

　　谁说博物馆就要一成不变?博物馆自有雏形至今，不过200来年，博物馆学不过30来年，博物馆一直在演变发展。尤其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意经济的提倡，与之相关的博物馆的内容、系统与管理的定位，在最近10年发展更为迅速。博物馆的变迁，突出了从传统的收藏功能(展示)到“利用收藏传播知识和启发大众的行为”的即对教育功能。

　　作为创意产品的生产点及开展其它公共活动的平台，博物馆越来越成为汇聚各类文化活动与文化消费的中心。从这个角度说，博物馆倒不是死了，而是长大了，更丰富了。

　　时小姐听后很幸福地说，还好，不是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