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并不太遥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被视为小小的乌托邦。如今这个坐标日渐落寞，已然演变成先锋艺术的记忆符号，却为人熟知。从嚎叫的金斯堡到波普先锋安迪·沃霍尔，从蹲在格林威治村口的鲍勃·迪伦到激浪派的约翰·凯奇……在那个黄金年代，大批诗人、艺术家聚集于此，把这个坐标变成了美国现代艺术，甚至是世界的中心。独特的先锋性和敏感触觉，以及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多层面的共鸣使得诗人和艺术家走在了一起。在格林威治村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翟永明作为一个站在艺术边儿上的诗人见证了这一切。多重身份的她是从天府之国走出来的作家，更是成都著名的文化聚集地白夜的老板。她敏感的触觉就仿佛一枚移动着的镜头，扫描着周遭的一切，而这镜头就像她的眼睛一样，记录着人间冷暖，也透析着艺术围墙中的点点滴滴。作为新星星艺术节的颁奖嘉宾，她欣然接受了采访，浅谈了在中国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磨合和背后的渊源。

　　《艺术场》：诗人从来都被认为是与艺术家走得最近的人，您作为诗人对此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呢?

　　翟永明：从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就一直跟艺术走得很近。八十年代的新星诗会，就有很多诗人，同时也有很多先锋艺术家参与其中。其实在国外。很早以前，先锋艺术和先锋诗歌就一直是走在一起。诗歌和艺术都具有一定的前卫性和先锋性。在艺术领域中，两者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观念上都兼备相对超前的性质，因此在观点上也非常接近。

　　《艺术场》：恩，就像1963年，繁荣时期的纽约格林尼治村一样。

　　翟永明：对，六十年代西方的诗歌运动与艺术也是联姻的。包括很多生活在欧洲的艺术家，他们的交际网络也都与诗人同步。比如说二十世纪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与剧作家、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迦(Federico Garcia Lorca)之间暧昧的界限模糊的同性亲密关系就是典型。还有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 (Guillaume Apollinaire) 与超现实主义画家们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成就。他们彼此都走得很近，主张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但是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致的。

　　《艺术场》：恩，就是输出情感的形式，或者说就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翟永明：对，其实就是有些人选择画布，而另一些人用则擅长运用笔和纸的区别。

　　《艺术场》：你的很多诗歌被认为是偏女性视角，您认同这一观点么?

　　翟永明：我的诗歌不仅仅关于女性，而是多层次的对现实的关注。这种看法可能源自于我是个女诗人，以及很多评论家更愿意关注女性话题。现在的许多人不太会花时间真正去关注一个人全部的写作，而是多看评论家如何解读，因此而存在误差的。媒体更容易如此，不太容易做自己的判断。像GOOGLE的诞生也推助了这种影响。不是深入的研究，而是简单粗暴的下一个定义、贴一个标签。

　　《艺术场》：但针对于一个艺术作品，男性女性的视角还是不一样。您在观察艺术品时，是如何将这些内化成自己想法的?

　　翟永明：我觉得男性对一个事物，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观察，多是站在比较宏观理性的角度，从整体构架、艺术史、艺术形态、各个文学艺术体系的角度来探讨。而女性则并不完全依据这种方式。我个人比较愿意关注自身的感受，更注重艺术品本身带给我的冲击感和触动，而不是仅仅将作品放在某一个框架里来考察，这个观察的过程更注重作品本身自带的艺术感觉，也是最直接自然、最可靠的观察方式。

　　《艺术场》：但是我们注意到很多诗人在转型，做艺术家，艺术评论，策展人等等。比如欧宁、赵野、杨子、欧阳江河、钟鸣、王寅，包括您也为贾樟柯的《24城记》做起了编剧。这是否意味着诗人们在探索并寻找其他的表达方式呢?

　　翟永明：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偏爱诗歌，这是我最习惯，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说到转型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诗人思维开阔度要比传统的诗人更广。他们视野被大大的打开，关心的事情也更繁杂，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写作、自己的诗歌这一部分。并且，诗人大多不是专业的，大家多是业余的。在其他领域有所涉足的现象也并不奇怪，同时这也说明诗人有这种能力，尝试或者说是驾驭其他艺术领域的能力。

　　《艺术场》：您一直是站在艺术边儿上的人，不仅仅出现在某些画作当中，自己还尝试策划过小型的展览。除了诗歌之外，还会选择什么方式传达自己的所见所想，是否有想过也尝试着创作艺术作品呢?

　　翟永明：像你说的，我是站在艺术边儿上的人，没错，我的确是很早的就站在了这个边儿上，一直保持着对艺术的观察和思考，这个过程比较持久，历时也比较长。所以我对当代艺术也会积累很多看法，我会选择通过写作表达出来。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站在我自己的位置上，也就是以相对旁观的身份写作。偶尔我会写一写艺术评论的文章，把对某些事情和现象给予我的触动、想法和感受落在文字上，用不同于诗歌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保持独立是一件好事，依据的空间更大，而且比较真实。假使我真想投身于艺术圈，也许早早的就那样去做了，但是我更希望自己能站在更边缘的角度来看待艺术，这样可以做到相对客观，也更纯粹一些。

　　《艺术场》：恩，再联系到1963年格林尼治村，以及像激浪派的形成，都有着依托它的时代的背景，一如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开始支持越南战争，华盛顿大游行等等，而在当代的中国诗人和艺术家更倾向于关注哪些东西呢。现在的视角落脚点在哪儿?您又是通过哪些渠道汲取灵感呢。

　　翟永明：无论是怎样的一种现实背景，不管是否有激烈的战争，我们的现实都一样潜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我们身边总会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大事件，社会也未能完全搭建起一个绝对稳定的结构，我觉得诗人作为拥有最敏感触觉的群体，应该跟他们所在的时代有最近接触，也就是说诗人应该是最早觉醒和发问的一拨人，把最激烈的矛盾和现实用擅长的艺术表达方式表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听到感受到，然后去追问事物最核心最深刻的部份，而不是把一切完全当做与写作无关的现实。写作的来源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你肯花心思去观察，总会找到自己的渠道来了解这个社会。读书看报是一种比较浅的了解现实，主要是现实生活本身的意义，哪怕是你在路上的街头听见的琐事，也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动力。

　　《艺术场》：除了传统的绘画，像艺术装置、新漫画等等这些新媒体艺术，你更喜欢那一种呢?

　　翟永明：我认为有创造性的，有原创性的表达方式我都会喜欢。首先，一定是源自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力。是艺术家自己通过创造性的思考表达出来的，而不是沿袭西方或者是其他人尝试过的东西。哪些不是我的喜好，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原创的东西。包括艺术形式：我觉得新媒体最有趣的部分。像卡通动漫，和影像表达，都具有原创性。比如邱黯雄《新山海经》我就很喜欢，作品在再创作的过程产生了新的意义。还有中央美院杨宏伟的版画。他最近的长卷，无论是题材，方式都具备创造性，甚至作为艺术家，他所拥有的基本功等等，都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

　　《艺术场》：那么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你是如何接触到这些艺术家的呢?

　　翟永明：多是被邀请去展览，开幕时的活动上相识的。再有就是朋友聚会，一个圈子，晃来晃去，碰到一起。

　　《艺术场》：我们知道，您在自己的酒吧白夜也做过展览，最成功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什么时候?现在的白夜酒吧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翟永明：说道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杨宏伟的版画展。杨宏伟被称为“中华第一刀”，但因为版画不如油画那样被圈外人关注，所以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是他在白夜的展览当时很多人喜欢，圈外的人也对杨宏伟有了深入的认识，在此之后也予以持续的关注。同时还有很多人来买画，展览结束时，基本全部被预定，比在画廊摆卖的效果还要好。他的艺术创作本身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当然我们那一次也做了很多筹备，比较充分的对艺术家进行介绍，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如今的白夜还是成都文化圈的集散地，并且很多客人会自发的举行诗歌朗诵的活动。80年代读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很多呈现方式都在变。不读诗的年代，诗人有兴趣面对诗歌爱好者进行直观的表达非常难得。作为平台，白夜门槛低，以简单便捷的操作方式举办这样的活动对于诗人和听众来说都是好事儿。如今诗歌不像艺术那么火，大的商业环境下，诗歌的生存空间比较艰难，极度困难的时段差点关门，但最后还是熬下来了。说实在话，白夜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让我很欣慰。

　　《艺术场》：我们知道，你自己也是一个善于发现新鲜事新鲜人的观察者，很多新人在白夜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展览。此次作为新星星艺术节的嘉宾，你对活动有什么看法呢?

　　翟永明：新星星艺术节这个活动很好，在现存的艺术体制之外，有一帮人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很感人。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关注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对于新人来说也给他们提供了平台展示自己才华。现在当代艺术已经处于饱和状态，青年人很难冒出来，这个以发现新人为目的的活动与其他活动有很大不同，也很不容易。海选的方式，必定有着强大的工作量，需要拥有比较成熟的眼光才能在海量的作品中发现精华，对于评审团来说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