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范曾的巨幅画作《竹林七贤》在北京某拍卖会上拍出720万元。

　　我评论过黄永玉，有朋友打趣我，何不说说范曾？可是，他二人的艺术并无本质联系，也缺少可比之处。更何况，在我的心目中，黄永玉值得批评，范曾却不值得。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范曾的确“值得”一说。因为范曾的作品在大众的视野里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对范曾艺术的反思，也是对我们自己欣赏水准的反思。

　　在我印象中，首度接触范曾作品是语文课本里鲁迅先生小说《药》的两幅插图。在那个年代，中国传统白描蜷缩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连环画中，能入选教材的优秀作品太少了。相信很多学生都和我一样，一笔一画将那两幅插图临摹了不止一次，只是不知道它们出自范曾的手笔。

　　范曾的功夫，七成来自白描。他曾放话“国内白描无人比肩”，未必全是虚言。他就读中央美院时，师从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刘凌沧等人，功底打得比较扎实。毕业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跟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其间在白描上更是痛下苦功。据说，诸如《货郎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等历代名作，范曾都一一临摹。说起来范曾真是幸运，当同辈人在时代浪潮里上下翻覆，命运为他做了相当不错的铺垫。

　　正因如此，范曾没有在国画西洋化的弯路上走太远，加上自身的努力，就技法而言，他在三十岁出头的表现已远超同辈。之后十年，范曾的技艺日臻圆熟，集中体现于《鲁迅小说插图集》(1978)和《蒋兆和像》(1979)。但是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彼时范曾的画里仅见功力，不见自我。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范曾的艺术风格变得相当鲜明。他在《范曾自述》里写道，他三十岁左右仍为未来画风郁闷彷徨。某日应挚友相邀，在四尺单宣放胆挥毫，画了一个美髯飘飘的名士，与一只活泼猴儿四目相对，赢得满堂喝彩。自此豁然开朗，天地一新。范曾的苦恼与觉悟都是超前的，当别人在画《粒粒皆辛苦》(方增先)、《矿山新兵》(杨之光)，他在潜心临写古人;当别人在画《同欢共乐》(刘文西)和《主席走遍全国》(李琦)的时候，他已在追摹古人。当别人刚从时代的余震中醒过神来，小心地借少数民族风情实现自我纾困的点滴念头，他笔下的人物已经袒胸舒臂作风流潇洒状了。

　　上世纪80年代，范曾的确做到了超拔出群，那么之后是否一骑绝尘呢？恰恰相反。

　　四十以后的范曾，在智性上表现出极其罕见的懈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范曾1980年画的《钟馗稚趣图》和1987年画的《钟馗神威》区别不大，1994年《丰谷岁熟》与2000年《促织》里的人物相距甚微。这么多年来，他像一台全彩复印机，不断地复制自己的成功。一写仙风道骨，必仰头闭目，鼻孔翕张，做闻屁状;一画睿智老者，定然形容枯槁，蜷坐于地，捻须傻笑。数不清的达摩，数不清的钟馗，数不清的灵运吟啸、老子出关，让人哈欠连连。

　　人物之所以“千人一面”，是因为范曾对人物动态缺乏深入钻研，不得不用摆pose的方式来搪塞观众。而人的“pose”毕竟有限，画作当然不免单调重复。他试图用灵活多变的线条来弥补画面动感的不足，或用颠姿醉态的伎俩“藏拙”，可惜，那些无风自动的裙带衣袂，以及夸张造作的神情，反而衬托出人物动作僵硬、手足无措。

　　画面布局方面，范曾的毛病更加突出。直露、粗浅，几近墙板报的水平。画中一两人还行，人物多于三个，则根本无力处理。譬如他创作的多幅《竹林七贤》，每一幅都在重复以上缺点。人物没有性格，没有精神，更无实质联系。一群人凑在一起，感觉不过乌合之众。所谓“竹林七贤”，也可以是八仙过海，甚至是刚劫了生辰纲、正在举杯庆功的吴用公孙胜等人。

　　我相信以范曾的才华，上述问题他自己是最清楚的。然而，他并无改正的迹象。随着年岁日增，他也失去了改正的机会。结果就是，他只好继续创作自我造神的当代笑话。

　　在《范曾自述》中，他是这样写的：“当我有了这样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

　　且让范先生继续，我等就不奉陪了，趁早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