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在自其诞生以来的170余年中，早已完成了关于它究竟是否能够被视为一门艺术的自我确认和证明。而今天摆在摄影面前的反而是其同时作为艺术形式、信息主体和记录手段的多重身份而衍生出的复杂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数字时代的来临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摄影立足于科技发展的成就而不断刷新自身表现能力的特性。影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记录、揭示和改变着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现实。

　　本报记者 徐航 李蓉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摄影、影像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和设计语言中无可替代的重要语汇。随着数字化革命带来的宏观视觉艺术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影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与难以计数的领域产生密切的关联。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艺术教育机构的中央美术学院，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将视野拓展到了当代设计教育领域，以及针对以摄影为代表的新型视觉媒介的艺术教育探索。历经十年的努力，已经被国内业界誉为“央美学派”的中央美院影像教育凭借其前沿的艺术视野和教育理念，先进科学的学术构架和令世人瞩目的教育成果，已经确立了国内影像教育的领军位置，并且正在跻身于国际一流的影像教育机构之行列。“十年曝光”展览正是假借对中央美院十年影像艺术教育实践的回顾梳理，或者说，以中央美院十年的历程作为独一无二的个案，对于中国当代影像在艺术与设计实践、视觉文化和艺术教育的语境中展开研究与探讨。

　　按照展览总策展人姜节泓的思路，他是把这个展览放在两种语境当中来探讨，一个是面向艺术与设计或者当代艺术与实践领域，另外一个则是艺术教育领域。所以他认为这个展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探讨关于当代影像和当代影像教育的问题。展览部分由三个学术展览——“没有记忆的时代：当代影像在中国”、“我变故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影像新人”和“摄影教学十年历程文献展”共同组成。本报专访了本次回顾活动的项目统筹王川，就十年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影像艺术教育实践历程，以及他对当代艺术影像的思考进行了探讨。

　　从课程班到摄影系的跨越

　　艺报：从展览的理念上来讲，“十年曝光”展览似乎更强调一种社会意义。

　　王川：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自我回顾，那样过于内部和自娱自乐。从策展形式上，我们从院外聘请策展人，由策展人从学术上提出学术理念和构架，我负责的是策展理念的兑现，这种配合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艺报：能谈谈你和美院摄影系的渊源吗?

　　王川：美院以前有摄影课程，98年中央美院和澳大利亚格里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联合举办了“MAVA视觉艺术(摄影)研究生班”。由中央美院提供教学空间和硬件设备，澳方提供整个课程内容和师资，我当时和现在摄影系的四个老师都是那个班的学员。此前我们都不是专门做摄影的，都是从事与艺术相关的专业，不过都对摄影很着迷。2000年这个课程班结束后，有5个人留下来了，加上当年回国的缪晓春老师，我们一起构成了今天摄影系的基本师资。我们当时上这个课程班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这是美院战略性的一个举措。后来在国内跟同行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影像教学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设备、空间、经费、学员等，而是师资。而美院则一次性的较好地将师资问题很好的解决，同时也获得了未来课程的基本框架。不过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国外再先进的系统也不可能直接拿来用，因为中央美院要求在学术上对影像拿出我们的观点并据此建立我们的系统。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学是在实验、调节、摸索的循环过程中度过的。我们不断地修正、否定自己，而学院对我们这个新兴专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艺报：可以说，这十年来你看着摄影系像幼苗一样成长为国内最高端的艺术教学平台。

　　王川：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小的规模，学生和教员之间能够充分沟通，所有的资源能够百分之百被学生享受，更重要的是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确立了自己方向和定位，即纯艺术影像和高端商业应用领域的人才培养。

　　感性与理性并重的

　　摄影系学生

　　艺报：现在的学生是不是偏向商业摄影多一些?像陈曼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王川：我经常和学生说，陈曼是一个榜样或者目标，但是参考性不见得强。她是个优秀个案。商业摄影和艺术摄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学生选择商业领域，除了喜欢以外还有基于择业的考虑，艺术如果被作为择业的对象就是个误会。

　　艺报：不过美院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很有美院特色的。

　　王川：当然，我们对摄影师有我们的附加条件，比如思维、审美等方面。有了教育的理念后，重要的就是执行，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彻底的。我们很注重作为一个教学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以及资源的使用，这些规范性的内容能保证你的想法在教学中兑现。现在的艺术教育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模式，现在学生的现状也决定了这一点。

　　艺报：不过我们一般认为艺术学院的学生都是比较自由的，倾向自我的表达，不太愿意被形式所缚吧。

　　王川：这是大众一般意义上对艺术从事者的认识吧，但是事实未必如此。像我们的学生的课程中所涉及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数学，他们要掌握精确的知识、接受严格训练，我们认为这是学生迈向自由驾驭媒介的基础。影像与科技发展关系密切，对媒介的认知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完全感性的状态，院校的教育中不能不把握这个。

　　艺报：那还是很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王川：是兼顾。其实艺术院校的学生很多是有很强的理性思维的，并不只是一味的感性思维。我们一直很注重对学生口头表述能力、文字能力、协作能力、独立处理复杂事情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但是这些并不是以牺牲专业能力为前提。我的观点是在专业学习中，强调深度的同时也要注重广度，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要注重严谨良好的习惯培养。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在取得平衡的时候就不再是矛盾了。

　　培养出最好的影像人才

　　艺报：美院并没有设置新闻摄影这一很吃重的版块?

　　王川：因为我们觉得新闻摄影需要新闻学等知识体系的支撑，我们师资结构在这方面也没有优势，所以我们选择把自己能做的做到最好，至于其它就留给其他可以做得更好地兄弟院校去做。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不少学生毕业后也选择了做新闻摄影这个工作，我们不反对，这类学生尽管很少，但是一旦做了反而能是最好的，我们有个学生现在在做新闻报道，几乎所有国内的重大事件如奥运、政治局会议等等都有他的参与。我认为我们的学生，能力还是很全面的。

　　艺报：你带了这么多届学生，对他们的变化有什么体会没有?

　　王川：从2000年到现在，我觉得总体的学生面貌还是挺稳定的，绝大多数学生进摄影专业都很明确自己的方向。在一年的公共基础教学之后，他们对每个专业都有个基本的了解后才选具体的专业，偏差不会太大。

　　艺报：你觉得有些特别优秀的学生能够出来的必然因素是什么?

　　王川：首先是个人的投入、喜欢，同时有很敏锐的判断，这在他们这个年龄段非常不容易的。另外，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一套适合个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人一个样了。

　　专业也需要性格

　　艺报：你也是这次展览的“摄影专业十年历程文献展”部分的策展人，在整理文献、图片、录像、实物、手记等资料时，有什么直观感受?

　　王川：我首先觉得作为教学机构，有一些根本问题绝对不能回避，要尽早找到答案，做出选择;其次，要有自己的手段兑现自己的思想;第三;要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己。我们的课程每年都会有调整。最后，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都应该有自己的性格，比如摄影专业非常强调师生的互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教员的各种实践和想法都会和学生分享。

　　艺报：美院的摄影专业在国内是一流的，那和国际上的摄影教育有哪些差异呢?

　　王川：说白了，摄影是舶来品。西方的影像发展了一百七十多年，中国曾经有过，但是缺乏连续性，系统性。西方这方面很强，管理更优化;第二，摄影史论和批评是相对薄弱的，我们接触到的材料远远不是第一手的。至于摄影本身上，努力的空间永远是有的，无论是否与西方做比较。当然我们的学生由于有了中央美院的整体艺术熏陶和我们的严格训练，其创造活力和发展潜力已经有所展露并获得肯定。

　　艺报：那摄影系会加入理论方向的专业吗?

　　王川：目前没有，因为本科教学更偏重基础知识和综合实践。不过我们希望以后会在这方面能找到更好的方案。

　　艺报：你另一个身份也是一个艺术家，怎么看待中国影像在当代艺术里并不是很被关注的状况?

　　王川：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前几年有关摄影是不是艺术、是不是被资本化的讨论达到了高峰。后来，国内的摄影圈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一些原本不是从事摄影的人在艺术方向应用影像的时候会得到很多显著的意外效果，摄影的概念、范围和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都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刷新。摄影在当代艺术中并不是不受重视，这只要看看我们的这些参展艺术家的身份和作品就可以知道，或许中国的收藏界对于影像还有保留，但这并不能代表影像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