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的油画，以一堆堆的肠肚为图像原型，即使有些作品是以近似抽象的面目出现的。这与他对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状况的体验和认知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当下的社会文化是以享乐主义为主流和重心的，而且这种享乐主义主要以肉体欲望的刺激、催生和放纵为主。所以，当他对这种文化状况有感而发时，索性直接以肠肚为原型。

　　艺术家可以有学者的素养，但毕竟不是学者，而是另有侧重点。作为艺术家，杨鸿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这种认知，主要来源于他的直觉感知和切身体验。但这种认知，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人既有其自然属性，也有文化属性。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产物，其所蕴涵的认知、价值观念，可以与自然境况未必对应，甚至截然相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目前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交错重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非常大，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但享乐主义文化的扩散已经不局限于发达城市的富裕阶层，而是在全社会范围渗透，包括穷乡僻壤。那些只能采取观念消费的群体，虽然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际消费能力，但高度认同享乐主义文化。所以，中国目前虽然并未全民实际风行享乐主义，但享乐主义占主导地位却是文化事实。

　　所以，杨鸿选择了肠肚作为图像原型来反复表现，这种选择行为本身，暗示了他的理念：当下的主流文化，肉欲之外、一无所有。他的绘画，乍看上去是各种语言的演练场所，有的看似抽象表现，也有的看似形式唯美;有的是写实描绘，也有的是图像拼贴;有的阴郁，也有的艳俗……但他其实是通过不断改变笔法、色彩、图像构成等，来表现肚肠的各种丰富形状、态势，以及所处的各种不同情境。但“肚肠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图像选择，使所有的这些丰富形状、态势等，都变成了纯然肉体的应激反应，心灵却被排除在外了。

　　身体(body)包含肉体，但又不只是肉体，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存在。既有其自身的力量，同时，又与对其进行塑造、刻写、渗透的自然、社会、文化复杂互动着。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并总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以至其规定性随历史、地域、种族、性别……而生成、变化着。作为生物性的身体，对简单生存需求的满足具有首要性，但多维度的身体的需求不仅限于生物身体。人未必要沉浸于苦难之中无法自拔，但享乐主义的泛滥，已经既不是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紧张、焦虑，或在一个梦想无法成真的世界里保存一点世俗欢乐的梦想，也并不意味着身体的“解放”。相反，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沉浸于其中者并非天生如此的，其需求是被生产商品的部门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生产着欲望，生产着“享乐需求”。商业意识形态通过无所不在的话语竭力赞美、怂恿身体，不停地摧毁身体的陈旧需求，从而激发起无尽的消费激情，使身体被其所充满、引导，疲于奔命地追逐。

　　快乐是多元的、多维度的、流动、变化、生成的，而非一味沉溺于肉体的感官享乐中。当身体被享乐主义所编码、快乐被文化工业所塑型、欲望被知识话语所改装时，这种文化剥离了身体的丰富性，让被肉体消费“解放”了的身体，成为建立在商业化价值体系之上的被异化的身体。如此，透支未来的及时行乐和不顾他者的唯我论应运而生。高扬肉体消费却缺乏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自我实现”成为堂而皇之的追求;穷奢极欲大快朵颐的身体因营养过剩引起的肉体病变发愁，却不会为他者因贫困而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损其胃口;私己的快感、工于算计的交换性关系使基于商谈伦理、真诚性要求和理想言谈情境的交往理性举步维艰。

　　国内在1990年代引入了身体理论，它在抵制官方意识形态的僵硬钳制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也伴随着199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这一语境。此外，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而兴起的身体理论，有在其原发情境中的合理性。但当剥离了它与原发情境的关系，与中国的官方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对接起来后，变成了肉体消费、享乐放纵，从而异化了丰富、全面的身体。

　　当对单薄的享乐主义进行反思后，杨鸿以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和真切体验，对与此相关的各种异化状态进行艺术化的表现。他没有选择刻板的说教和置身事外的分析，而是选择了感同身受的方式来让观者自行感悟。当丰富的体会转换和生成艺术语言时，他以偏于本能的方式操控着光与影、形与色、空间与肌理，带给观者的是种种难以言表却为之震颤的直觉性感受，触目惊心甚至不堪再看。在观看这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画面的过程中，也间接地感受到了杨鸿对这些症候的痛切。

　　当然，世界本身是丰富、多维的，即使享乐主义是当下的文化事实，但文化一直在随着其自身的逻辑而演化生成着，以及伴随着社会、政治等因素互动而复杂流变着，世界的未知和全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展开。所以，可以为当下的文化事实痛切，并发出痛楚的警示之声，但又可对未来充满希望——它基于对世界的自我平衡以及对人的自我平衡能力的信任。

　　五脏六腑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