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博期间去上海出差，最大的切身感觉是上海操办世博比北京操办奥运要算得精明实惠。记得奥运会时我们怀着“避运”的心态逃离北京，却发现往来的国际航班上一人可独揽四座，此时即便世博会已经结束，去上海的班机不仅不带打折，酒店也非常昂贵。

　　这是题外话。话说国际博物馆大会ICOM 在上海召开，3000多个来自全球各地的馆长聚集在世博中心，真正的盛况空前。我去开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下面的一个小会，叫做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协会(CIMAM)的年会，也有全球各地的120多个当代馆代表出席。讨论的范畴事实上并没有脱开这二三十年来学术讨论的“大框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化。但我发现西方当代美术馆关注与中国当代美术馆关注的完全不在一个点上，尤其在美术馆机制化与反美术馆机制化上面有较大的分岐。

　　可能西方世界的美术馆已经不存在生存之忧，其权利地位不是得不到确认，而是到了审思权利的公共性与“合理性”的时候。对于美术馆如何在社会文明中发挥作用方面，他们的反思已经从美术馆作为一种机制到反美术馆机制。而中国的实情是，美术馆应该作为但还不能作为、且没有条件作为一种机构介入并影响公共文化生活。

　　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讨论的内容与中国的现实不合拍，当然，也可能是现场的翻译也并不是很到位，好容易参加这个国际大会中方会议代表，听得都不是很带劲。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把西方美术馆发展到“先进阶段”的反思，用中国实境和思维消化了一下，得出几个非常简单却容易忽视的点：除了记录与保存过去，美术馆如何在文化上建构不失公正的话语权，介入都市生活?美术馆的公共性如何超出美术馆范围来体现?比如，如何建立美术馆与政府、企业、社区的关系?

　　我们常常用一个句式：“中国的×××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一百多年所走过的路”。“×××”几乎可以代替任何正在中国欣欣向荣发展着的事物，比如博物馆业。当我们一步十连跳，那些跳过的没有留下脚印的路，是否算走过了?如果我们执意跳过的路也算走过，那么不仅需要一日三省吾身，同时鉴人度己，对任何别人在先进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有防备心态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