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有一批不拘成法，融会中西，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如张光宇、庞薰琹、张仃、雷圭元、吴劳、卫天霖、吴冠中、郑可、祝大年、奚小朋、柴扉、袁迈等。他们长期聚集于装饰艺术和形式美的旗帜下，为追求艺术理想，默默植根于民族与世界、原始与现代的艺术之中，探寻着艺术的永恒与流变。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历史机遇不同，局限不等，但其视艺术为生命的最高使命，始终不变。他们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所作所论和而不同，各有建树，为中国现代艺术的积淀与创新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这段广漠的探索之路，使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追求艺术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犹如夸父追日般壮丽、孤寂，也像庄周梦蝶式悠悠然，宁静致远，同游于艺，同乐于天。在当时的年代，他们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界独树一帜的艺术学派，其艺术血脉深远广大，在年轻一代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袁运甫先生身为本学派的一员，深感装饰艺术与形式美的艺术思想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代群星之光。作为老一辈与青年一代之间承前启后的艺术家，如何沿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治学之道、创艺之规向前走，创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特色，已成为袁运甫先生不断思考的问题。为此，他身体力行、热情传授、不断开拓。张光宇先生“不挂牌子，不固定语言”的言传身教为他开启了一条兼容并蓄、贵乎中和的艺术大道;“方圆论”给予了他通向天地大形、阴阳大法、集成通变的创造性原理。他把张光宇新中国画探索之路延伸到了公共艺术领域，提出了大公共艺术的理论，撰写了《悟艺集》、《装饰艺术散论》、《有容乃大》等有关装饰艺术的论著，不仅呼唤前辈的艺术精神和思想，而且抒写了他开拓装饰艺术创作之路的情感和智慧，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袁运甫先生曾经过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不同院校的教育和锤炼，既有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底，又有兼容并蓄、学贯中西的能力，同时横跨设计学与美术学两大领域，从事国画、壁画、水粉画、纤维艺术、书籍艺术等创作，并且变而通之，得心应手。他创造的感觉始终处在动态的、新鲜的不断生发的过程。如果说艺术家可以分为凝聚型与扩张型，袁运甫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他既善于从历代工匠所创造的石窟艺术、墓室壁画及浩如烟海的民俗美术中吸取营养，知常求变，唯变所适，又能与西方现代艺术及民族本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深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装饰艺术的哲学、美学基础，更是产生中国现代艺术的沃土和根基。

　　通过袁运甫先生和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与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装饰艺术的提法，起始于特殊年代。那些探索绘画与设计艺术语言真谛的前辈们，用了一个能为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所接受的概念，为研究艺术美的本质、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为其献身，为之奔走呼号的装饰艺术所探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而是肉眼看不见的味之不尽的生命之象，是东方现代艺术的源泉，是创造人类生存境界的自由之门。艺术的永恒是超越社会、超越理性、超越自我的，装饰艺术和形式美的旗帜旨在探索追求艺术本体独立自由之精神，它超越社会功利的形而上艺术特征，将会更本质地体现艺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显示出艺术的永恒魅力和善化人性的大我无我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