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从山东轻工美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淄博市博物馆工作，当时市博物馆要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个从事考古绘图的老实人，因为三年之前，本馆的考古人员挖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墓”—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了一大批很重要、很精美的文物，要写发掘报告，绘图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一报到，就被派往临淄的大武乡(即齐王墓的发掘现场)和考古人员一起干起了巨大主墓封土的发掘，时间大约半年有余(后因故停工)。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所谓考古。

　　在这中间，馆里还正在布置一个“淄博历史文物陈列”，是由刘统爱先生设计的，因缺人手，也让我参加了该陈列的布展。当然，主要是当当下手而已。这便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所谓博物馆陈列。

　　我是个不太守“规矩”的人，尤其在艺术方面。在这之前，我不太喜欢两样东西：一是古代文物，特别不愿看青花瓷器;二是不喜欢拿尺子圆规»¬那些很机械的图纸(我的»¬都是很随意狂放的那种)。但，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你越不喜欢什么，就会让你干什么，并且，一干可能就成了一辈子的职业。后来，我不但喜欢上了古代文物，而且，还正儿八¾¬地拿起了三角板、丁字尺，做起了细致而严谨的陈列设计图。

　　人，真是可以转变的!

　　1988年，我去郑州参加了为期四个月的“全国第一届考古绘图学习班”;1992年，又去扬州参加了“第三届全国陈列艺术设计班”。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我开始对古代文化发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当然，我是从美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我觉得，自远古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美术现象，应不单是一种纯粹审美的活动，它受到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的支配，特别是(Ô¬始)宗教的力量不可忽视。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我很赞赏这句话。想想看，如果形式有了意味，那么形式还是一种单纯的形式吗?形式和内容还能分得开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这些做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的人须认真思考的。

　　在以往的陈列设计实践中，陈列内容与形式往往发生矛盾、冲突，甚至相互对立与否定，各自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从而走向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究竟问题出在哪?我们是否该自问：我去认真地理解、研究过我所要陈列的“内容”了吗?我去认真挖掘和准确地把握住所展示内容的文化本质了吗¡¬¡¬

　　我反对纯形式和装饰的形式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之后我所做的每一项设计，都受益于我对古代文化的兴趣与研究。当然，谈到设计，我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人，这便是我的老师—著名的资深陈列设计大师费钦生先生。我不仅在1992年的扬州培训班上有幸聆听到他：“要做好一名博物馆陈列设计师，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句至理名言，更重要的是他曾多次带领我参加了国内几座知名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实践，其“任务带学科”的教育思想，应是博物馆陈列设计人才培养的一条正确途径。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作为一位学者型设计师，当他每每接到一个博物馆陈列任务时，总是在动手之前，先去认认真真地做功课，研究内容，研究与该陈列主题相关的一切背景知识，并从中寻找陈列形式设计的“母题”。如果说，博物馆陈列设计有什么诀窍的话，我想，这大概就是了吧!

　　正是因为我自认为领悟到了费老师的这一设计诀窍，因此，在1996年我同费老师一起设计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陈列”时，才从多姿多彩的齐文化中找到并采用古“齐”字作为该馆的设计母题，获得成功。相似的案例再如“沂源文物精品陈列”，我采用了“洞”(该地区为山区，多溶洞，并有著名的40万年前猿人洞遗址)作为陈列设计母题，同样大受好评。选准母题，不仅就像一颗大树的主干那般重要，由此可派生出多种多样的细节和形式，最主要的是它可以使你的陈列主题更清晰、更突出，陈列形象更鲜明、更生动，其陈列设计也更具整体性和艺术个性。刚刚完成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陈列”，“坑”，毫无疑问地成为本案的设计母题，走进展厅，处处见“坑”。正是无处不在的“坑”，让观众深深感受到考古文化，特别是人与考古、人与历史、人与生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各种交叉重叠的关系，感受到考古和古代文化的特殊魅力，从而，让观众带着某种好奇、某种疑问、某种思考、某种满足，恋恋不舍地离开......

　　陈列设计不过如此。

　　我想说的，大概就这些吧。

　　                                                                              草于“乐鱼书屋”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