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是现代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美术教育思想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传统文化面临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形成的。他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是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中心，以“人格教育”为主干，以“学识修养”为支撑，以“创新精神”为动力，以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的，其精神实质是民族人文精神的建构，其文化思想渊源是儒家文化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观

　　潘天寿的美术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民族人文精神的建构，这首先表现在人格教育方面，而他的人格价值观又是建立在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道德修养相统一的人文价值取向。

　　潘天寿自幼受儒学的熏陶，青年时代在杭州接受了正规的师范教育，受到经亨颐、夏蒑尊、李叔同等具有儒学风范的国学名流的指教，在他们“人格教育”思想的熏陶影响下，潘天寿深刻认识了教育救国的主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和人生价值观。潘天寿认为：“人系性灵智慧之物，生存于宇宙间，不能有质而无文。文艺者，文中之文也。然文孳乳于质，质涵育于文，两者相互而相成，故《论语》云：‘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其为人之大旨欤”。在艺术功能上他认为：“艺术原为安慰人类精神的至剂，其程度越高，其意义愈深，其效能亦愈宏大。艺术以最纯净的，至高、至深、至优养、至奥妙的美之情趣，引导人类之品性道德达到最高点，而入艺术极乐的天国，蔡孑民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亦就是这个意思。”潘天寿对儒家艺术精神所作的现代阐释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人需要有精神生活、精神寄托。儒家以仁义道德为做人的归宿。儒家不赞成无所用心，但反对做不正当的事，主张以艺术作为闲散时的欣赏消遣，因为艺术能引导人们的思想向上，鼓励人们进步。”潘天寿在教学中，始终把艺术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将人格教育视为美术教育的终极目的。他反复强调人格在艺术中的意义，并以“品格不高，落墨无法”的警句与罗丹的“做一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一语相印证来启发学生;又用弘一法师的话“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与“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一语相印证来教导学生，在对艺术境界和个人利欲追求方面，他强调要防止急功近利的做法。潘天寿把艺术与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统一起来，并把道德品质修养看成是维系艺术作品的永恒魅力的条件的观点与儒家文艺思想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艺术看作是道德训诫的工具，而是在他对艺术自律性和传统文化重善求美的人文精神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艺术与主体人格的关系所作出的富有现代色彩的诠释。

　　二、重视学识修养的全面教育观

　　潘天寿的人格教育思想是和他重视学识修养的全面教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儒家所强调的“六艺于治一”的思想是相通的。

　　“六艺于治一”就是重视审美教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强调艺术与政治、伦理的关系，以审美教育来感染人的性情，以道德教育来净化人的灵魂，以智育来启迪人的思维。使人生艺术化、社会艺术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既是儒家强调人生修养的三个境界，亦是阐发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方面。这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想境界，也是潘天寿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目标。

　　潘天寿认为：“画事须有天资、功力、学养、品德四者兼备，不可有高低先后。”还说：“艺术不是素材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艺人之思想、学养、天才与技法之艺术表现。不然，何贵有艺术?”他还将自己的艺术成长和发展的学习过程归结为三种因素：一是“从事中国画技术基础训练”，二是“注意诗文、书法、金石之辅助”，三是“骈攻画史、画理及古书画之鉴赏”。可见，他把绘画技法、诗文、书法、篆刻、画史、画论以及品德修养，都视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艺术家必备的条件。

　　在教学中他经常教导学生要多做学问、多读书。他一方面从艺术创作和教学实践中研究传统“理法”，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对民族传统艺术进行总结整理，深入探究中国文化艺术精神。通过《中国绘画史》的编撰，他从史料梳理的角度把握中国美术发展的脉络，为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传统提供了理论背景，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思路提供了理论参照。他的一系列论著，不仅包含丰富的学识修养，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的独特认识。正因为潘天寿广博的学识修养，才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而且洋溢着时代精神和创新风貌。

　　三、“借古开今”的创新思想

　　潘天寿的艺术创新走的是“借古开今”的途径，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人画的传统图式、精神气质和生命力度上的超越。他对“骨法用笔”问题特别强调，他所强调的“骨法”既包括直观的“骨体”、“骨相”等形态特征，也包含着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同时也包含着画家自己的精神品质和修养。他最得意的两方印章“一味霸悍”和“强其骨”，可以说是他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独特认知和自我定位。潘天寿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做人之道，也是治学作画之道。因此，他醉心于“强其骨”，喜欢用硬毫笔，浓墨直勾，率意使用，充分发挥硬毫的长处，突出和强化了老辣方硬、铁骨铮铮的笔墨视觉特征。他的作品中多选取危岩、巨石、古松、秃鹫、山花、老梅等能体现顽强生命力特性的题材加以表现。这种题材内容和奇险、雄厚、刚健的新图式，不仅体现了潘天寿自强不息、锲而不舍和坚定不移的人格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乾阳刚健”的文化精神的张扬，这恰恰构成了潘天寿对传统文人画形式法则变革与突破的精神力量。

　　潘天寿的艺术创新走的是“借古开今”的途径，他不仅“师古人之迹”，更“师古人之心”，他在艺术上的创新不仅仅是在笔墨形式上，更主要的是在文化艺术精神上的超越。

　　综上所述，潘天寿的艺术观和美术教育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思想内涵，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与独特把握实不乏现代精神的流露与追求。他的美术教育思想是对儒家文化思想的一种历史性推进，更是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展开。他的“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理念和重视学识修养的全面教育观，以及“借古开今”的创新思想，都为我们今天在吸收、借鉴民族文化传统、振兴民族精神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对我国当代美术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