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近日在江苏常熟举行。2010年对于全国美术馆的发展而言，具有“新起点”的意味，频繁活跃的美术馆活动预示着美术馆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正如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博协大会所传达的信息，美术馆从展览馆向艺术博物馆转型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中国有2000多座博物馆，美术馆的数量也有数百，如何体现出各自的运营思路，如何展现各个地方的多元和地域特点，才是未来避免“千馆一面”的要务。全国的美术馆的确在作出这个方向上的尝试。

　　比如上海美术馆、上海刘海粟美术馆等，抓住世博会机遇，积极介入世博会的城市文化讨论，不论是第八届上海双年展，还是方增先、陈逸飞等个展，积极推广海派文化，展现了美术馆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而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推出了吴冠中艺术大展、林风眠师生作品展，将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背景呈现在美术馆的平台之中，提高了学术在展览中的分量。

　　相对于大城市的大美术馆，一些地方小美术馆的生存环境要艰难许多。惟其如此，更需有主动的作为。2010年，湖北美术馆结合当地艺术传统推出了国际漆艺三年展，黑龙江美术馆依托本省版画艺术传统推出黑龙江版画主题巡展。而获得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项目的宁波美术馆、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常熟美术馆等地方性美术馆，利用馆藏资源，也策划了相当规模的大型展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保存地域文化、多元文化样本的所在。

　　虽然此次美术馆界年会充分宣扬了自己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依然问题众多。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美术馆状况差异巨大，地方政府对美术馆重视程度天差地别。

　　中国的美术馆一直存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对大多数展览，学术门槛形同虚设，公众教育力有不逮。不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财政制度存在问题。以上海美术馆为例，它每年获得的财政拨款仅数百万元，拮据的经济状况，迫使它向众多艺术上很拙劣的艺术家开放展览场地，收租度日。据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透露，该馆每年获得的拨款可能是上海美术馆的数倍之多。因此，他们才有财力举办吴冠中大展这样耗资巨大的展览。在很大程度上，美术馆的学术声誉被迫和财政拨款的多寡形成了正比关系。

　　同样沿着有钱和没钱的线索审视下来，就不难发现公共教育在美术馆中的地位多么不重要。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做好公共文化教育服务是美术馆人的终身职责，因此美术馆的建设永远需要面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的探索过程。但由于美术馆的社会效益无法量化衡量，公共教育的成效也缺乏判断依据，因此举办多少场次的讲座、邀请多少学生参观展览，就成了大多数美术馆完成指标的唯一途径。并且，即便出色地完成了公共教育使命，也并不会为美术馆争取到更多的拨款。生存的钱粮，依然要仰仗出租场地，或仰仗美术馆长们在社会资本中四处乞讨。

　　因此，一边是每年都能完成的展览和讲座场次，一边却是大众对美术馆的依然陌生。这种状况在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小型美术馆中，可以说是相当普遍。如果说美术馆的场馆建设可以在几年甚至一年内完成，那么展览策划、学术研究与公共教育的提升等软件建设，则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幸，在本年度的年会上，美术馆界达成的又一个基本共识是，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了美术馆人无法回避、必须不断思考的课题。中国从来不缺少令人震撼的实验性美术馆建筑，但却没有一座拥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美术馆。或许，这次年会中“新起点”的提法，能让人看到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