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树立当代中国美术的价值，明确评价准则，是当代中国美术一个重大而宏观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是一个国家、民族美术发展的重要标尺和推动力。这个体系是一个时期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体现，是评判一种美术现象是否合乎社会文化的发展要求的依据。

　　然而，在今天，构建这个体系却显得更为艰巨。在当代，美术活动与经济、文化、政治、国际交往、传播等活动联系得更为密切，一方面，美术可以充当实现其他活动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其他活动的状况对美术也不断产生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由此可见，当代美术处在一个极其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在社会生活中显得极为活跃。美术的价值也获得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看，在美术和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各种异质因素也渗透到美术活动中，使美术的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其特质也渐渐模糊起来，似乎只是其他活动的同谋者，而没有自身的特质。美术的独特内涵和文化追求便被淹没在一个个利益目的和日常事务之中了，浮现出来的只有世俗功利和感性娱乐的价值，美术世俗化了，与美食似乎都没什么区别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需要争辩，那么同萝卜白菜一样的美术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如此一来，评价都是多余的，至多只是菜单上渲染菜品美味的华丽辞藻了。但是，美术评价也是同样热闹，出于不同的理论见解、文化立场和利益目的，美术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层出不穷，对各种“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菜单显得更加精美诱人---都是好菜，要吃什么，只能自己拿主意了。人们也只能拿点菜的心理来看待美术了---看画，就是图个乐呵。如此，美术的庸俗化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美术的创作、机制也呈现出多元格局，纷繁中隐含着杂乱。每一个批评在这样的格局下似乎都丧失了整体性意义，站在不同抑或相左的视角和立场所作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如“众声喧哗”一般，使人们对艺术批评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一件作品的高下好坏在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批评中变得模棱两可。而每一个批评言说都可以被打上一个问号，都只能是一家之言。这使艺术批评的“权威”受到质疑和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的活跃又似乎使批评陷入了一种失范的“窘境”。“多元化”就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整体性评价体系的表现。这样，批评只能停留在阐释的层面上了，批评只能是批评家对作品的个人感受和文字能力的展示了，这无疑就取消了批评的评价价值，更谈何体系。再者，市场的兴起也把美术捆绑到资本运作的轮盘赌上，将作品转化为证券，为了打造作品的符号价值，各方资本一方面通过价格的炒作来“实证”作品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评价把自己运作的作品抬升到“至尊”地位和“代表”身份上，甚至运用资本的“强权”打造出利于自己的“评价体系”。其中还夹杂着居心叵测的政治意图，以实现用一种文化来打击、消弱另一种文化的战略目标。

　　之所以摆出这些令人叹息的状况，就是为了说明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从积极的方面看，随着国家的强盛，我们逐渐走出了“崇洋媚外”的心理阴影，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极价值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情感认同。这个大的趋势正是构建评价体系的良机。说其是良机，不仅仅因为政策和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复兴有了鲜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厚的体现。国家、民族成为各个领域越来越明确的价值归属，确立这种价值观也是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为评价体系的生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精神环境。另一方面也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文化立场，明确了当代中国人的集体精神诉求。

　　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构建也要摆脱具体的美术现象，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构建体系的基点，在社会理想中寻求体系的精神诉求。摆脱不是无视，而是要摆脱“存在就是合理的”认识误区，美术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并不因为其多就有合理性，体系的构建不能尾随着创作现象跑，而应有自身的独立属性，否则就谈不上评价了。评价是对美术价值的衡量，这种衡量自然是社会性的，因为作品对艺术家的价值，是不需要评价的。需要评价的是你的创作对他人、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样，美术的社会性就是评价的首要内容，是否合乎社会理想就是一个评价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不能完全停留在一己的空间和感性宣泄中，必然要对自己和自己的艺术有深入的反思，把自身的生活和社会理想、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强调评价的社会学标准，这与美学标准并不矛盾。因为不存在一个离开社会内容的美学标准。中国的美学是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其本身即含有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内容，同样，西方的美学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也是西方社会历史状况的反映。我们运用任何一个美学概念，都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实践内涵。由此，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就会把美学的标准纳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情境中。中国美学传统(为表达方便，姑且用“美学”这个词)和西方美学，都含有浓厚的伦理内涵。在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学把人的自由当作伦理的基点和目标，他的美学也跋涉在如何弥合个体自由和道德的冲突中，但在中国，“美”就是善，就是理想人际伦理、社会秩序的表达。这种审美观就是社会道德观。两者在源头上便有巨大的差异。很长时间以来，一些中国美学家折服于西方美学庞大完整的体系优势下，而忽略了西方美学的社会内涵，便用这一体系来阐释中国艺术，解读中国文论诗学，并将其当作中国艺术的基础理论，这样反而把中国艺术搞得支离破碎。前文所谈美术评价的种种困境，并非全由外部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其本身是美术的基本理论在不断“现代化”过程中两难处境造成的：借鉴西方构建现代理论，就要割舍文化传统，沿用传统理论又无法“现代化”。换句话说，美术评价的困境就是评价体系不自足的反映。戴着西方人的眼睛看中国，虽别有洞天，也充满困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西方文论的概念如“结构”、“空间”、“质感”、“格式塔”等，来解读中国画、中国书法的评论，就令人觉得不是解读，而是误读了，或者是说给西方人听的。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传统美术评价能否成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思想和话语资源。相对于西方思想久远沉厚的体系化传统而言，中国传统美术评价是缺乏体系性的，或者说体系特征不明晰，甚至因此屡遭诟病。概念界定的模糊、感悟式的诗化批评文本，似乎都难以构成逻辑清晰、概念明确的体系。但我们又无法离开这些概念和文本，因为这些文本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当人学会了一种语言之后，他也就学会了一套观察、体验、评价事物的方式。抛弃一个概念，就抛弃了一种经验和思维。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我们对体系加以重新认识。作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基本元素是概念，但它不是由一个个概念拼合而成的铁丝网般的框架，而是表达一种精神诉求在实现过程中的衍生轨迹和方向。体系中的各个概念都应充满生气和运化的动力。否则，概念和概念之间就无法构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气”的范畴，它无形无质又无处不在，融合于各种实体性的存在中，使各种实体性的存在超越自身的物质局限而指向某种精神意向，中国画讲求的“笔气”、“墨气”，把有形的笔墨引向了无形的精神意味。这种概念便有了开放而运动的动力。传统文论、画论概念的模糊性就是开放性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概念是在历史中运动、展开的，概念也包含历史。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就必然包含了中国美术的历史。无视历史便湮没了概念的运动和生气，更无法形成体系，因为概念正是在运动中同其他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支离破碎的概念无法彰显“神完气足”的精神世界。从根本上说，构建体系是人为了获得精神世界的自信与饱满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非为体系而体系，更无需削足适履。就此看来，深入探讨认识传统批评概念仍是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关键。这也是评价体系的深层要求。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前提必须是有自己的话语和明确主张，无此，即使把话语权给你，你无话可说或者说的还是别人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课题，仍需要美术机构和创作的自觉努力。评价体系的精神核心只有反映在一些经典之作中，才能更具生命力。□

杨斌《美术观察》栏目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