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名臣于谦的墨迹《题公中塔图赞》。此帖为纸本，纵28.9、横61厘米。内容如下：

　　余以巡抚奉命还京，道过都城东南之夕照寺。有僧普朗者，出其师古拙俊禅师所遗《公中塔图并赞语》，和南请余题。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所谓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普朗能宝而藏之，日夕观象，以求其意，则于真如之境也何有?焚香赞叹之余，书此数语以遗之。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

　　帖前钤有白文长方启首印“节庵”，末钤“辛丑进士”、“少司马章”白文方印各一枚。另有“仪周鉴赏”、“伍元蕙俪荃甫评书读画之印”、“潘厚”、“博山”、“顾崧之印”、“张葱玉家珍藏”等鉴藏印十三枚，可谓流传有绪，信而可徵。

　　此帖曾刻入《仁聚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海山仙馆法帖》《南雪斋藏真》诸帖中。近来，墨迹影印者颇多见。其中当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编《艺苑掇英》第十三辑、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代书法)、荣宝斋出版社《中国书法全集》(明代名家卷)之所刊最为精善。

　　一.关于题写之年代

　　此帖未署年款，故不知确切年份。兹据内容略考之。

　　首句曰：“余以巡抚奉命还京……”按：明宣德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与清代不同的是，明代的巡抚只是临时差使，非正式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为“巡行天下，抚军安民”，故名巡抚。

　　于谦曾长期担任陕西、河南两省巡抚。关于这一点，《明史·于谦传》与《明实录》的说法大体相同。前者谓于谦“前后在任十九年”。后者之《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云：“先是(指于谦升任兵部右侍郎之前)，谦巡抚山西、河南，以父忧奔丧。及是，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考于谦初任巡抚，时在宣德五年(1431年)，截止正统十二年(1448年)，凡十八载。《明史》与《明实录》的记载较为接近。

　　此帖名款之前，尚有“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的官衔。按：此处“正议大夫”是明代的散阶称号，乃文官正三品加授之阶。“资治尹”为勋阶称号，根据明代的职官制度，一般授予正三品文官之再考称职者。“兵部侍郎”为具体职衔。

　　又据《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于谦于宣德五年(1431年)“超迁兵部右侍郎”。三年为一考，再考，乃六年之后，即正统元年(1436年)。虽然落款于“侍郎”之前未加“左”或“右”，故不能确定是书于左迁之前，即正统四年(1440年)，抑或左迁之后。但保守地说，此帖的上限不会早于正统元年(1436年)。

　　于谦在出任巡抚的十八年内，一度被降为大理寺少卿。关于降职之因以及降职之年份，史乘所记不尽相同，故此处略加辨明。

　　《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对此事的记载如出一辙。按照上述记载，于谦降职的罪名是“擅举人自代”，时间为“正统丙寅岁”，即正统十一年(1447年)。而《明实录》的记载与之迥异，于谦之降职，罪因是“谦在河南、山西巡抚，擅自回朝”(同前书)，故而“被劾，久禁锢”，时在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日(《英宗实录》卷七十九)。后因“右都御史陈智等以暑盛谳囚，录谦名以进，遂降之。”(前书卷八十二)。直到同年“八月丙戌日，命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于谦仍巡抚山西、河南……上以谦素历其地，遂命以往”(同前书)。

　　由上可见，关于于谦系狱之时间，《于谦传》与《明实录》较为一致，《明史》明言“三月”。而《明实录》的记录从五月甲寅日至八月丙戌日，亦整三个月。只是关于其下狱之年的记载两者相差五年。笔者以为应以《明实录》为准，是正统辛酉年，即正统六年(1442年)。

　　自正统六年(1442年)八月之后，于谦仍巡抚两省。此时其回京奏疏时的官衔一律作“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例如，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明实录》卷一百四十)、正统十二年四月乙卯(《明实录》卷一百六十)，等等，其所奏摺子皆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重新升任兵部右侍郎为止。以故，于谦在正统六年丙戌日之后至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期间，都不当自称兵部侍郎，也不会钤“少司马章”。故而，此帖写于正统六年(1442年)之后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

　　前文已言，于谦“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又据《行状》，于谦“正统十二年(1448年)复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神道碑》亦云，于谦办完父亲丧事之后，“还朝陛见。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谕，寻复兵部右侍郎，理部事”。不过，从此帖的措辞语气来看，作者是在“焚香赞叹”的特定情境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他是当场挥写，而不是事隔多年以后再补跋(倘若要等到正统十二年于谦复为兵部右侍郎时再来追记此事的话，语法上势必会以过去时态出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此帖书于正统十二年(1448年)的可能性亦基本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此帖的书写年代大致可以论定，即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六年(1442年)之间，作者三十八至四十三岁之内。

　　二.关于题跋之内容

　　《题公中塔图赞》中所提及的“夕照寺”，位于今北京广渠门内夕照寺中街，始建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建于明初)。该寺在全盛时，规模宏大，殿宇繁多。中路有山门殿，山门前有一大红影壁，据说在太阳夕照时，大红影壁闪闪发出红光，因而得名。据北京方志记载，此寺所藏文物尤其书画颇为丰富，其后殿之清代所绘《古松图》壁画以及东墙之清代书法十分著名。虽然这些书画诞生于明代以后，于谦自然不可能得见，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该寺具有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

　　帖中所涉及的“古拙俊禅师”亦属当时大德名僧，被现代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明初“参究念佛”的开创者，只是他所庋藏并传诸后嗣的《公中塔图并赞语》已无从觅见，不知为何物矣。另外，由于文献不足，也无法考知其弟子普朗和尚为谁。并且，缘史无明载，有关于谦与僧侣之交游情况，亦难知其究竟。不过，从此帖所言“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等语，可以管窥于谦对佛学、佛典兴趣之一斑了。

　　据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

　　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曰：’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

　　由此可见，于谦虽与佛徒交往，但却并不佞佛，一旦宗教与民生产生矛盾对立之时，于谦的取舍则毫不含糊，他始终以民生为本。

　　于谦还精通易学，深谙意象之辨。《忠肃集》卷十一有《读易》诗，称颂《周易》曰：“半夜一声雷，千门忽然敞。”在此帖中，他援引《周易》较为简洁地阐明了意象之辨：“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按：《周易·系辞》在解释“象”时云：“阖户谓之坤，阖户谓之乾，一阖一燆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又曰：“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其疏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者，虽言不尽意，立象可以尽之也……”今人周振甫所著《周易译著》对于“立象尽意”的诠释是：“圣人创立’象’来完全表达他的意思。”此释当是。

　　于谦在题跋中借用此语句，实际上涉及了绘画艺术中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关系。它与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所谓“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在理论上颇为相近。

　　于谦此跋还涉及了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上屡见不鲜的赞语。由于《公中塔图赞》原作早已无存，因而此赞语亦不知所云。不过，于谦的自赞语(题于他自己的画像上)则收入在《忠肃集》卷十一中。其曰：“其性也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遭时明盛，滥厕缙绅。上无以黼黻皇猷，下无以润泽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谓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又何必假粉墨以写其神耶?”由于于谦深谙意、象之辨，故其自赞语虽寥寥数笔，却涉笔成趣，饶有自我调侃、解嘲意味，直令后人凭文怀想。

　　三.关于于谦书法艺术

　　于谦素不以书名世，绝大多数书法典籍包括书法工具书甚至不载其人。可以说，他的墨迹之所以为世人钟爱，完全是出于“书以人贵”的缘故。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于纯粹就艺术论艺术，甚至在欣赏书法之时，有意避开其他非艺术的部分，就书艺论书艺。然而，在古代则不然。因为在古人看来，书法一道不仅代表着书写者的技艺水准和个人风格，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熔铸了作者的性情、涵养、气质等，甚至还涉及人的道德，关乎人的品格。追溯起来，这种将书品与人品结合在一起，加以共同观照的审美理论肇源甚久，而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助推，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朱熹尝现身说法，夫子自道曰：

　　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贡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贡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之学者，汉之篡贼耳。’余默然无以应。是知取法不可不端也。(汪珂玉《珊瑚网·朱文公议书》)

　　在这里，朱熹之所以“默然无以应”者，是因为刘贡父所取法的对象是颜真卿，而颜不仅是书法巨擘，书坛“亚圣”，同时，更主要的是，他又是有唐一代的忠良直臣，自然属于书品、人品俱佳式的典型代表。所以到了南宋，他的书迹还被留元刚汇刻成《忠义堂法帖》传世。

　　长期以来，这种人书并重的书法理论深入人心，一直持续至后代，所以，到了清朝，曾任两江总督的铁保，在其任职期间曾鸠工刻成《人帖》四卷于苏州，其中收入历代二十八位名臣的书法。此帖入选的方式比较特殊，作者必须是忠义介直、有节操之人，但凡仅以书法名世者不收在内，以示后来学书者必须首先学其为人之意，故名曰《人帖》。按照编选者的称得上是特别严苛、甚至举世独一无二的标准，像于谦这样的忠臣，其书法墨迹自然有资格包括在内，所以该帖收入了于谦的《东城巡夜帖》。正由于后人崇尚忠义之士，对其手泽，如见其人，故而，这些有操守气节的历史人物的手书，即便片言只楮，吉光片羽，皆被视若拱璧。于谦的《题公中塔图赞》也不例外。

　　再看于谦此帖书法，显然胎息于赵孟頫一派，其用笔流利，劲峭有力，风格畅达清丽，势如行云流水，章法也颇为协调。整个题跋气脉连贯，略无滞碍，显示出了作者良好的书法基本功(这一书法基本功藉由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而苦练形成)，亦可见其书写之时从容不迫、气度安详的状态。

　　应该说，于谦的书风，受本朝书坛的主流书法的影响甚深。环顾明代初期的书坛，赵孟頫一系书法几乎一统天下。以帝王为例，堪称有明一代最为杰出的帝王书画家明宣宗朱瞻基，其书法即脱胎于赵体。又如明宗室朱有等人书法，纯属赵家笔法。受此影响，当时的大臣如刘基、宋濂、解缙、“三杨”、商辂、聂大年诸人，几乎无一不受赵体的熏染。即使被后世推为明初书坛首领、书法独树一帜的宋克，其用笔结体也跳不出赵氏的藩篱。在这样背景下，于谦要想不受赵体的左右和影响是很难的。不过，由于他天分较高，功力较深，能取精去粗，得赵之神髓，较之常人，并未染赵书末流的甜媚软滑的习气。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四.关于于谦其他书迹

　　除了《题公中塔图赞》之外，于谦所书他帖并不多。笔者爬罗剔抉，可谓勤矣，然所得亦不过数事而已。兹将历代著录所收胪列于下，以供今后续考。

　　1.《东城巡夜帖》

　　此帖为手札，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院。刻入《人帖》、《望云楼集帖》等。据1962年1期《历史教学》曰：“北京历史博物馆有一幅墨迹，是(于谦)在保卫北京时写给兵科给事中叶盛询问巡视东城防务情况的手令。”此处所谓北京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院，其所介绍的“手令”就是《东城巡夜帖》。

　　2.《飞雪诗》两首

　　刻入《懋勤殿法帖》、《小长芦馆集帖》中。此诗收入《忠肃集》卷十一。题曰《题画二首》。值得注意的是，《忠肃集》虽然收入了《飞雪诗》，但编者误将四首七绝诗(其中的第三、第四首七绝即《飞雪诗》两首)当成了二首七律诗。且首句“彤云蔽空风怒号”之“彤”，文集作“同”，误，当以石刻手迹为准。

　　3.《天问》

　　文为诗人屈原所作。刻入《清■阁藏帖》。

　　4.《与元玉金先生札》

　　著录于顾复《平生壮观》卷五。据该书云：此札“有南宋人笔意。”

　　5.《落花吟》

　　著录于汪珂玉《珊瑚网》卷十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三。陈田《明诗纪事》据此收入该诗，系于于谦名下。然笔者以为，就诗风而言，恐非于谦之作，当属晚唐诗人的作品。或为于谦书写古人之诗作。

　　6.明王世贞所编《国朝明贤遗墨》收有于谦书迹，但未详其名称与内容。

　　The paper researches Yu Qian’s inscription of Tigongzhongtatuzhan，and figures out its writing year.Meanwhile，the paper presents its contents and Yu Qian’s calligraphic characters.At last，the author lists some calligraphy works of Yu 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