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一生，沉浮宦海，历经荣辱，惯看炎凉，故而于玩好长物，藏品聚散，一概拿得起，放得下，豁然处之。对自己所存，叶氏常以厚藏恐亡为戒，随时记录，题跋考订，以留下研究之资，体现出其有别于那些仅为收藏而收罗的好事者们的不同理念。

　　1948年，叶恭绰有《纪书画绝句》一百一十五篇，咏其曾经收藏的历代书画一百零六件许，并附注相关佚事于每诗之下，且谓“余别有《遐庵清秘志》，纪述较详，堪以互证”。此即后来1960年代，由叶氏亲友为贺其八十寿辰而在香港印行的线装本《遐庵清秘录》(以下简称《清秘录》)二卷。

　　这是有关叶氏书画藏品的正式著录，卷一记法书四十件，卷二记名画七十九件。虽所收与《纪书画绝句》所记大同小异，亦非其全部收藏，但对所录每件藏品的质地尺寸、具体内容、各家跋语，乃至钤印行款、题签引首等等，都按前人书画著录的正规传统，依照原件，一一详载。因此，除能和以题咏品鉴为主的《纪书画绝句》并几互读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比较系统真实地保存了这些藏品状况的原始记载，尤其是一些名品剧迹在近世的流转经过，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

　　如现已归上海博物馆的唐高闲草书《千文》半卷，叶氏曾以题跋及诗注，述其从晚清藏家景朴孙处议值求购，及抗战中又惨遭“裂裳毁冕、刖足劓鼻”之始末，而《清秘录》除此之外，所录明初林佑、清季王崇烈诸跋并自元至清各家收传印记，不仅可证自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以来之流传渊源，且更知景朴孙光绪中得此耦园沈氏旧藏之后，曾失于庚子之乱，再经端方购获并持以珠还等等。就连“番禺叶恭绰所藏名僧法书第一品，民国九年景朴孙割爱让归叶氏”这行题记，也因记下了叶氏购得此卷的确切时间而别具价值。

　　又如“宋四家”之一黄庭坚的《伏波神祠诗》卷，一直是书法史上流传有绪的名迹，卷后除宋代张孝祥乾道年间观款之外，有明代文徵明长跋，记先见此卷于其师、著名画家沈石田处，后转入当时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无锡华氏真赏斋中。文跋之后，又有近世藏家颜韵伯三题，更述此卷在清代先为成亲王诒晋斋所有，继由大书法家刘墉以所藏唐人铜琴易得，再经刘氏流至陈寿卿处，复由陈氏转归颜氏寒木堂之经过。而最后叶氏之跋，则记颜氏出让时媵以刘石庵临本等等，雅闻韵事，斑斑可考，皆艺林故实，难得佳话。颜氏名世清，清末民初广东连平人，寄居北京。擅画山水花卉，精鉴赏，富收藏，大名鼎鼎的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卷，亦为其旧藏之一。但一般仅泛称其收藏之名，而鲜详其鉴赏之实，即以《伏波神祠诗》卷后三题为例，因此卷后来流落域外，首尾完整的全卷印本，又不多见，故除叶氏《清秘录》之外，不易获读。叶氏跋文，除《清秘录》所载，后又收入其《矩园余墨》第二辑，此书近年得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重刊，流传始广。但其中“此卷越十馀年余以归之谭和庵，并亦媵以石庵字册。此为山谷第一剧迹，余竟不能有矣”一节，述及此卷日后出手下落，为《清秘录》所无。谭和庵名敬，号区斋，广东人，家世洋商买办。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又留学美国。1939年归国后，出任华业信托公司董事长，并兼东南信托银行常务董事、先施公司董事等，极有财力;又与汤临泽、张葱玉等名家交游，好藏书画名迹，且所收颇富。而叶氏“此卷越十馀年余以归之”云云，据其从颜氏得此卷时原跋所署“共和乙丑春日”即公元1925年推算，应在1935年之后，正是谭敬大收书画之时。1948年，谭氏携此卷及宋文天祥草书大字、金耶律楚材大字诗、元赵孟頫《妙严寺记》、《胆巴碑》、《双松平远图》诸卷，一并赴港。后因车祸惹讼，斥售所藏，《伏波神祠诗》卷，亦在其中。

　　需要一提的是，叶氏晚年有《宋苏东坡寒食帖、黄山谷伏波神祠帖》一文，收入约成书于1960年之后的《遐庵谈艺录》中。忆及此卷时，则谓：“余蓄之十馀年，避寇往香港，亦没法携往。逮寇占香港，俘余解沪，以不受敌馈，经济甚窘，乃与他物皆售于王南屏。王少年，喜收藏，余因将刘札并赠之，以为此卷得所庆。不料数年后，始知其仍以售之外人。时余已北来，欲请政府向王收购，已不可踪迹矣。”与前述售于谭敬之说，似有出入。不过，叶氏之后，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等，均著录此卷，虽都仅录至文徵明跋为止而略颜、叶之记，且不及原件尺寸，估计皆已是非据原迹之转录了。徐邦达书中除提及“叶恭绰诸印，不详记”外，已径记其在日本永青文库，而张葱玉则稍涉叶氏之后的流转大略：“此卷为遐庵丈藏物，后以巨值归于区斋，继又流落香港。辗转数姓，为大千所得。今又流入日本矣。”此所云“继又流落香港”，当指谭氏1948年到港后，因车祸出售此卷及其他藏品之情，而“辗转数姓”之中，是否有王南屏在内，则不得而详。但今检《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此卷著录，有叶氏诸印，却无王南屏藏印。倒是书中另载亦为叶氏旧藏的北宋文彦博《三札》卷，是日后售于王氏者，故张氏除备录历代题跋之外，于各家鉴藏印记包括叶氏和其后的王南屏诸印，亦多照录，唯不及其他。其实，此《三札》由叶氏转入王南屏之手，尚有一噱事，当年亲历其事的著名诗人曹大铁，在其《梓人韵语》中有《相见欢·发现米虎儿〈云山图〉卷真迹》一词并注，专记此事：

　　开图烟树迷离，是耶非?竭智凝神，终识虎儿奇。 存此卷，凝观游，堪忘机。惊倒真龙，不免叶公讥。(丙戌五月初三日，六叔懋唐语余：常州王君南屏欲延过为之鉴定藏画。翌晚果约，得见米友仁《云山图》卷，云上年番禺叶公誉虎所赠，公自定为赝品。余熟察甚久，终定为真迹无疑，惟卷末上角“赵孟頫印”不类习见，必后人妄盖。归寓之夜，赋此篇贺其得宝。旋为叶公所悉，再出文彦博尺牍等七件，强售于王。售价之昂，足以惊人。则此篇为叶公财源矣。)

　　王南屏常州人，与谢稚柳为表兄弟。其父王有林，乃海上收藏名家。南屏承家传，经营染织业之余，亦喜收书画，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即其捐赠。而曹大铁所记丙戌，是1946年。

　　其实，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所载历代名迹中，颇有叶氏旧藏之物而不言明者，如最负盛名的晋王献之《鸭头丸帖》，虽尽录历代直至晚清周寿昌、江标诸跋及叶氏藏印，但于叶氏收藏此卷情形，一字未提。而叶氏自己虽将其著录于《清秘录》之首，并在《纪书画绝句》相关两诗下略有简注，但无专门题跋。直到后来以“字字千金”作价被徐森玉、谢稚柳诸先生替上海博物馆“挖”走之后，才有《记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短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然于其昔日获取之情，亦仅以“吾二十年前于沪上得之，闻出长沙徐叔鸿(树钧)家”这般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却对卷中廷雍收藏钤记，特别拈出：“廷雍为旗人，藏书画甚富，自亦能画。庚子之变，为外兵所害。此卷既出徐氏，廷劭民收藏当在其前。”可见其非同一般的独到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