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画家拉斐尔·巴拉达斯于1914年穿过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将会永远留在西班牙。但他肯定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在这里生活14年之后，西班牙艺术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历史将被重写。

　　拉斐尔·佩雷斯·希门尼斯采用其父的第二个姓“巴拉达斯”作为笔名。他于1890年生于蒙得维的亚，父母均是西班牙移民。尽管一家人都热爱创作，但他主要依靠自学成才。20世纪初，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成为了拉普拉塔河畔的雅典，他也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大繁荣的时期。那时，现代主义(西班牙语美洲的象征主义)的发展中依然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批杰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巴拉达斯成为了艺术杂志的常客、《玩具娃娃》等讽刺性刊物的创办者、徘徊在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世纪末波西米亚风的继承者，以及抑制不住自由主义冲动的小团体成员。他已然熟知并实践了脱胎于后印象派诗意的综合主义和色彩主义。

　　他被迫前往欧洲的旅行在他的朋友---男高音歌唱家阿尔弗雷多·德梅蒂奇的慷慨资助下得以成行。1913年，当他23岁时，到了米兰，随后又去了瑞士的一些地方和巴黎。这时，他已经开始初窥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等先锋艺术的堂奥，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吸收了这些艺术的养分，至少他在1922年以前创作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艺术家一抵达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巴塞罗那，也许就看到了他最早创作的讽刺插图被发表在了《小塔楼的钟声》这本杂志上。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将脚步停留在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巴塞罗那。几乎一到那里，他就立即启程，走上了通往马德里的道路。这次旅行他是徒步开始的，也是他个人生平中极具神秘的历程。巴拉达斯走得精疲力竭，满身病痛，不得不在萨拉戈萨的城郊驻足。刚一康复，他就同在路边污水沟将他收留的女牧师西蒙娜·拉依内兹(他总是称她为皮拉尔)结为夫妇。周游四边后，他在阿拉贡的首府萨拉戈萨逗留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巴拉达斯在与《大学礼堂》杂志合作的同时，创作了他的第一幅作品并首次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展览。但是，这里并不是艺术家的终点站。他把尚在乌拉圭的家人搬至西班牙后，又于1916年春天举家迁往巴塞罗那。

　　巴拉达斯回到巴塞罗那后第一年的生活细节鲜为人知，我们也不掌握有关资料。但据我们了解，他于1917年初开始从事平面插图的制作工作。我们还了解他与托雷斯---加西亚、塞尔索·拉加尔、达尔马乌、萨尔瓦特---帕帕塞依特和一些在此避难的欧洲艺术家，以及此后和年轻米罗会面的情形，他们的交流开启了当代加泰罗尼亚文化中的先锋派潮流。巴拉达斯审美中的生命哲学观具有某些尼采式论调，尤其与萨尔瓦特和转型后的托雷斯---加西亚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共识也在萨尔瓦特推动出版的半月刊《人民公敌》(1917年)和年轻米罗参与的昙花一现的刊物《电弧》(1918年)中得到体现。在巴塞罗那期间，巴拉达斯在达尔马乌(1917年)和拉耶塔内斯(1918年)画廊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并与库尔贝团体建立起联系。最重要的是，巴拉达斯在巴塞罗那首次构想、实践并展示了他的活力主义。这是他个人创造的第一个主义，其后带动了一个由数个富有先锋派色彩的环节组成的链条。尽管大家总是把活力主义与未来主义相联系，但从严格意义上看，这只是他个人对这些最初的主义所蕴含的资源进行的综合。

　　巴塞罗那第一批先锋派出现于1917年，1918年轰动一时，1919年则归于沉寂。在这批先锋派艺术家成为过眼烟云之前，巴拉达斯于1918年夏天决定移居马德里。在西班牙的首都，一切都截然不同。先锋艺术在这里基本上属于凤毛麟角，巴拉达斯明确其艺术定位，并以此为己任，拉开了一场发端于首都的真正西班牙文化大变革的序幕。面对现代艺术品市场的绝对缺失，巴拉达斯最初以绘制平面插图和制作玩具谋生，之后到1919年时，他转行成为了埃斯拉瓦剧院的服装师和舞美师，兼具诗人、出版商和剧团老板等多重身份的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的剧团就在那里演出。虽然这些创作只是他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巴拉达斯彻头彻尾地改变了马德里的插图设计，他为埃斯拉瓦剧院进行的创作则成为了西班牙新舞台布景艺术的起点之一。

　　尽管如此，流连在马德里普拉多咖啡馆、东方咖啡馆和科学文艺协会的巴拉达斯起初总是形单影只，备感孤独。不同于一般看法的是，极端派成员和“二七年代”的年轻成员将会姗姗来迟。1918年至1923年期间，巴拉达斯仅展出过三次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的创作在这些年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活力主义诗意迅速地开创、蜕变成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并与之共生共存，画家称这种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新形式为立体主义。巴拉达斯式立体主义的变体是来源于画家艺术实践并被其本人称为丑态主义的艺术形式，虽然这种形式没有准确定义，但对洛尔卡和达利的素描及构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丑态主义预示着其他事件的发生。1922年，巴拉达斯式的立体主义行将寿终正寝，艺术家的创作发生了剧烈转变。他新的创作方式被命名为平面主义，这也意味着秩序的回归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全面而不乏细微变化的影响。

　　画家自1923年到1924年在卢克德希洛加绘制的素描作品证明了现代性气氛正在四周的环境扩散，这些素描作品也因被发表在《陶土》杂志上而名噪一时。巴拉达斯以当地农民为模特所创作的素描无疑使人联想起毕加索的安格尔式古典主义，但当这些作品成为布面油画时，又被赋予了另外的特点。由于技术问题或审美情趣，画面的色调浑浊昏暗，同时呈现出纯粹的线条和画家所谓的“黑光”。这位乌拉圭画家的作品中沉淀着一种忧郁深邃的情绪，而以农民阶层为创作主题也唤醒了巴拉达斯对传承世纪初西班牙绘画本土性的意识。《好人》系列由此问世。巴拉达斯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着重展开形式的研究，这也是他在创作中一贯坚持的前提条件。画家表现了农村群众饱经沧桑但依然强劲有力的面貌，也显示出自己对他们的由衷崇敬之情。

　　当巴拉达斯1924年春天前后回到马德里时，他已判若两人。活力主义和立体主义充斥的乐观情绪业已让位于一种更加肃穆凝重的笔调。他与早期追求的那些主义所产生的直接语言共鸣要么逐渐淡化，要么需要开始寻找其他类型的激励。即便如此，鲜见巴拉达斯新闻的1924年和1925年，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为《西方》杂志设计封面和插图，他作为插图家声誉达到了巅峰，而他作为服装师和舞美师受到巴黎装饰艺术展的嘉奖，马丁内斯·谢拉还在该展览中设置了一个展台。1925年，在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于马德里举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展中，巴拉达斯赢得广泛赞誉，并被普遍视为新艺术和西班牙造型艺术革新的真正标志性人物。

　　与之相悖的是，这一普遍好评并未使他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也没有使他的作品占据有影响力的主导地位。巴拉达斯也许当时试图前往巴黎，但我们没有确凿的消息证明他是否到了法兰西首都。1925年初(也许还有1926年)，画家在圣胡安德鲁斯以“水手”为主题创作了一个重要系列，延续了平面主义的审美风格，但更加富有表现力。此后，一向不知疲惫的巴拉达斯陷入了健康危机。他于1920年患病，192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从1926年开始，他的体力出现了明显滑坡。出于个人和工作原因，他与马丁内斯·谢拉断绝了来往，这也加重了他本已岌岌可危的病情。

　　1926年初，巴拉达斯携家人迁往加泰罗尼亚，住在略夫雷加特医院市的一套朴素公寓中。从洛尔卡和达利到加斯奇、蒙塔尼亚和迪亚兹·普拉哈等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时常去那里探望巴拉达斯。他们秉烛夜谈，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科学文艺协会，一时传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佳话。1926年到1928年期间，他继续完成《好人》系列。他刻画的当地风景显示出他对通过使用原始主义手法表现本土性的兴趣。此时，艺术家开始创作一个极具特色的宗教绘画系列---“神秘主义系列”。满怀回到乌拉圭的憧憬，巴拉达斯还一反以往的创作形式，制作了《版画集》，通过回忆再现了1900年的蒙得维的亚南区。但无论是新的造型艺术系列的开始还是伴随他左右的温情都没有使巴拉达斯在加泰罗尼亚获得新生。所有去看望过他的人，都为他的健康状况堪忧，也都谈到了他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最终，他在蒙得维的亚的朋友们使他得以重返故土。1928年11月，巴拉达斯带着他在西班牙创作的几乎所有作品回到了蒙得维的亚，人们像欢迎英雄似地迎接他。艺术家此时依然胸怀伟业，但疾病和疲惫已将他的热情消耗殆尽。巴拉达斯抵达蒙得维的亚还不到四个月，1929年2月12日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九岁。在半个多世纪中，西班牙无情地将巴拉达斯置于被人遗忘的角落，所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画家及其作品再次受到重视，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地位。

　　欧亨尼奥·卡尔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