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学术精英提名---姜寿田

　　姜寿田，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三届青年理论家书谱奖，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出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第三届岭南书法论坛暨『康有为书学奖』评委。

　　出版专著有：《中国书法理论史》、《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主编《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另著有：《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待出(]

　　推荐理由

　　在当今众多的书法史研究者中，姜寿田有着自己独特的志趣和路数。他所关注的重点不在史实的挖掘与考辨，而是擅长对已经人所共见的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解读及阐释。记得有一句西方谚语，大意是在一千个研究者眼里会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指的就是每个研究者不同的理解。其实对于书法史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姜寿田肯定没有条件和精力像高校或研究机构中人那样深入专注于具体课题。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可以说是扬长避短的选择结果，这对很多人来说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恒

　　主要著作与论文

　　《中国书法理论史》，河南美术出版社，二○○四年版。

　　《现代书法家批评》，河南美术出版社月，二○○三版。

　　《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西泠印社，二○○五年版。

　　《现代画家批评》，河南美术出版社，二○○五年版。

　　《书法史绎·本体卷》(即《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待出(。

　　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主编《中国书法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宋代尚意书风探源》，『全国书法史学、美术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

　　《隶书的发展与西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无关》，『全国书法史学美学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

　　《怀素(大草千文((自叙帖(比较研究》，《书法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陆机平复帖〉商榷质疑》，《书法导报》一九九六年第十六期。

　　《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书法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民国书法思想史》，《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论层累地造成中国书史》，《书法学论文集(三(》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康有为研究》陈振濂主编，《近现代书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沙孟海、祝嘉〈书法史学比较研究〉》，《书法之友》二○○○年第一期。

　　《唐代书法审美流变》，《中国书法史学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二○○○年。

　　《南北书派考述》，『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年。

　　《书法史学札记》，《书法导报》二○○二年第三十八期---二○○四年第四十七期。

　　《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书法导报》二○○二年第四十一期---二○○四年第二十九期共七十篇。

　　《书法的形上之思与困遁---论书法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二○○六年第二期。

　　《文人画的衰落与当代画家书法》，《中国书法》二○○五年第十一期。

　　《世上已无启元白》，二○○六年第二十五期《书法导报》。

　　《二十世纪书法的表征危机与现代性反思》，《书法导报》二○○六年第四十七期。

　　《羲献妍媚风格辩》，《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二○○九年。

　　《从黑格尔到贡布里希---当代书学形式论批评》，《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批评卷》荣宝斋出版社，二○一○年。

　　《由兰亭序的真伪说开去》，《中国书画》二○○五年第八期。

　　《关于唐代楷书问题》，《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二○○七年。

　　《从书法风格学的立场看〈自叙帖〉真伪论辩》，《书法》二○○六年第二期。

　　《论书法史的人文主义学科性质》，《书法研究》二○○二年第四期。

　　《再论〈自叙帖〉真伪论辩》，《书法》二○○六第五期。

　　《走向艺术史---书法史的范式转换》，《书法导报》二○○二年第二十九---三十期。

　　《学术与思想》，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二○○七年。

　　《王褒入关与南派北传问题》赖非、郑训佐主编，《山东文艺丛书·评论卷》。

　　《隶书的进化与完型》，《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在传统学术整体格局中，虽然书法作为文人清誉乃至晋身之阶的标志与工具，具有重要作用与地位，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却是不成立与边界模糊的。这突出表现在，在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分类中，书法与传统经史、词章之学并不处于相等的地位，因而，可以说，在传统学术中，书法只是文之余，为经史词章之学所涵盖，并不具有独立的学科性质。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西学的涌入与冲击，本土传统学术发生急遽转型，传统文化发生断裂，本土传统学术在西学语境中面临新的科际整合，由此造成书法命运的巨大转折。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颠覆，使书法花果飘零，成为无所依凭的文化孑遗，而随着汉语拉丁化运动的聒噪，汉字面临被取消的厄运与危机，附着于汉字本体的书法更是一蹶不振，跌入历史谷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书法获得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双重价值重估，并由此在传统与现代性双重语境中获得价值肯认，书法也一跃成为最具现代文化活力的具有新学特征的一门显学。书法的学术研究由此也由单一的述史考据拓化为思想史、风格史、社会史、美学阐释进路的学科形态，书法开始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即使在最具传统学术色彩与特征的书法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思想史视野的融摄也改变了传统书法史学的价值取向与叙事形态，如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国书法全集》、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等史学著作都广泛运用了现代人文学科的阐释方法。

　　郭沫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曾说过，要认清国学的真相，需跳出国学的圈子之外。作为一代史学巨擘，郭沫若的史学成就恰恰表现在他冲出了纯文献考据的乾嘉路径，而汲取了摩尔根人类社会学及恩格斯社会史学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并自称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翻版。

　　现代史学史上的另一位史学大师王国维，他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也是在固守本土传统史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考据学开创出新的史学形态。事实上，书法作为由古入新的新兴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既传统又现代的双重价值与面目。由此，对它的研究，仅仅囿于或传统或现代的任何一种单一方法都无法真正认清书法的真相，而是需要一种广泛的文化参与与阐释。在这方面，书法的传统命运与现代遭际都验证了其必要性。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固有联系，使它成文化大传统的一个支脉，由此，书法成为中国文化内部的产物，不从传统文化内部出发就无法真正理解认清书法。另一方面，书法在东南亚尤其是日本、韩国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与传播，乃至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深刻和广泛影响，使书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现代性的文化审美现象，从而获得世界性声誉与意义，这使运用现代人文学科对书法进行广泛研究成为必要。事实上，这甚至关系到书法的现代命运与走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法已经在中国史官文化之前，对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其发生转折，这应视为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实绩。

　　从个人立场而言，对书法研究始终抱着开放的态度，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能包揽全部。我在涉足书学之前，耽于传统文献训诂，曾以极大的热情编过一部《先秦两汉成语纂诂》，这初步奠定了我的古典文献基础。后来涉足书学，也偏于以史立论。再后来，受西方新学思潮影响，自感理论素养不足，遂又对西方哲学艺术理论发生兴趣。这种理论转向在我后来参与《书法学》修订，撰写『中国书法理论史』章节时起到学理支撑作用。对传统经史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双重领略与接受，使我感受到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双重魅力，也使我逐渐服膺和谋求一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书学研究阐释方法。在这方面新儒学立足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立场，阐释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与视角，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与满足。毫无疑问，在书学研究上，只有建立在扎实、有深度的文献史学基础上，现代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运用与阐释效力才会获得真正的价值。失去对历史文献的全面理解、把握，理论阐释则会遁入过度阐释或以文献适应理论观念的误区。而有效的引入新的方法论视角或思想史观念则会为书法史提供宏大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阐释空间，使书法史成为充满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的张力结构。因而，史学与思想史结合会生发出极大的学术空间，而这是单纯的史学考据所难以奏效与抵达的境地。因而，应主张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二者不可偏废。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真实与理论阐释的统一。

　　以上学术思考影响到我近期的书学研究，在应胡传海先生邀约撰写的《书法史绎·本体卷》(七卷之一即《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我结合运用了文献实证与思想史、风格史结合的写作方法，这也与本书的写作要求相一致。作为一部从选题提出至今已历十年之久的阐释性、史观性中国书法通史类著作，它要求史料文献与史观阐释的会通，具体撰写则要求作长注，穿透史料，以免凌空蹈虚。史观的提出需建立在史料梳理基础之上。有幸的是，通过本书写作，我初步建立起对这种书学研究方法的信心。

　　作为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并与传统文化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化艺术具有广泛联系的书法，无疑已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因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书学研究目标，理应成为当代书学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