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由文化部和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办的“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广州博物馆开幕。人们注意到，这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提出了“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样一个主题。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题连接起中国美术的历史和人们对其未来的憧憬，以及目前在学术和文化上的思考，反映出中国美术当下的真实状态。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美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直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从外部说，中国在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和曲折的发展之后，已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逐步成为一个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经济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逆势快速发展，学术界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所谓“模式”，就绝不是一个单纯的领域性概念，而是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以及发展理念、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总的概述。尽管这个概念目前还在进一步的思考和补充之中，但它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将对世界负有更多的责任，并建立起全球性眼光。而从内部说，中国近现代美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步从最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被动的应对，走向了综合创新的历史新时期。它以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吸纳为特征，以中国风格、中国形式、中国精神的创造和弘扬为宗旨，在对历史遗产的整合和新的文化的创造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思想解放”的实质就是打破以往狭隘的地域性观念、狭隘的美术或绘画的观念、狭隘的中西两极(即二元思维)观念，用后来的说法就是“观念更新”，只不过这里所说的“观念更新”不是像当时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更新”到西方去，而是建立在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上的更为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包容万象的气度和全球性的眼光。这使得人们对“美术”的理解更为宏观，对中国美术未来的思考更具前瞻性、全局性和深刻性。正因此，中国国家画院杨晓阳院长近十年来一直提倡的“大美术”观念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就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大美术”观念，而“大美术”观念则是对“新时期”以来美术发展状况的一种概括和总结。

　　所谓“大美术”观念，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是一种开放的观念。“新时期”以来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开放，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所谓“开放搞活”就是要通过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提高我们自身的发展能力。对于美术而言，“开放”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以往狭隘封闭的、简单化的、单向思维的美术观念，建立起一种建基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具有包容力的、民主的、科学的美术观。但是开放是有前提的，有原则的。所以，这种开放观念基础上的“大美术”观，实际上既是对以往孤立的世界观的反拨，也是对“全盘西化”思想的修正，因为这种开放不是要开放到西方去，而是通过开放打开我们的思路，解放我们的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大美术”观念既是开放的结果，也是对开放的肯定，使我们今天得以以一种开放的观念、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美术、认识美术，并且在学术的包容中建立起中国美术未来发展的宽阔的基础。

　　第二，它是一种综合的观念。“大美术”观念是在总结20世纪以来世界美术发展的基本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实际上自19世纪中开始，西方美术就已经在拉斐尔前派及其所提倡的工艺美术运动那里表现出了走出学院派单一表现的束缚而走向综合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为特征的，以往的“美术”也因而拓展了其外延，具有了“大美术”的意义。20世纪以来，这一进程明显加快了。特别是随着知识的爆炸、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模糊数学观念的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对以往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反拨，综合的观念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在社会学的角度，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弊端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单向的、简单化的思维定势;而在知识学的角度，学科的细化严重抑制了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把人变成了工具。因此，跨学科的研究、边缘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为学术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也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正是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敏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术无论在美术教育还是美术创作和公共艺术领域都表现出明显综合的倾向。在美术教育方面，多学科、多种类、多层次的办学模式已经形成，美术学院再也不是以前的“小而精”的精英教育，而是成为学科交叉、学科延伸、学科互补的“大而全”的综合性普及教育。在美术创作方面，以往画种的概念和界限早已被打破，绘画中各种材料的使用也不再是什么秘密，美术创作中综合的观念甚至直接诞生了综合绘画和综合艺术这样的边缘交叉品种。而在公共艺术方面，多材料、多门类、多手段的综合表达，更是其突出的特点。特别是公共艺术将美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无疑，这一切都体现出“大美术”的倾向。但我们也应注意的是，“大美术”观念不是美术概念的无限延伸，而是对以往狭隘美术概念的突破和丰富。这是一种认识论基础上的观念的突破，而不是无所不包的“百宝囊”。因为建立“大美术”观念的目的在于通过观念的转变拓展美术发展的新的空间，在于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表达的观念和手段实现艺术上的综合创新。

　　第三，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观念。美术的综合趋向和“大美术”观念的提出既是一种现象陈述，也是对未来中国美术发展的判断和支撑。当今世界美术综合的趋向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综合不仅是美术内部的需要，也同时反映了整个人类知识学状况和思维方式上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大美术”观念标志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其中隐含着对中国美术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判断和定位。随着中国整个国力的提升和在世界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美术的未来究竟怎样发展?这样的问题已迫切地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我们这里不能展开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曾在《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美术未来建构必须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建基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民族的才具有本体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也才是具有个性的贡献。而这个核心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次，它必须具有普适性。普适性即国际性，它是超越民族性的人类普遍遵循的原则。没有普适性的话语至多只是一种民族性话语，要么就是自言自语。第三，它必须是多元的。多元即它的包容力。也就是说，它强调本民族的独特的文化魅力，但从不拒绝或扼杀他民族的文化。或者说，它既包容了他民族的文化，也为他民族文化提供共同发展的空间。第四，它必须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性既是对未来的保证，也是对以往传统的肯定。没有传统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同样，不能保证未来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可持续的。”而“大美术”观念正是为这样的建构提供了观念上的保证。“大美术”观念的开放性、综合性和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不仅使未来中国美术的建构具有了包容力，而且它在确立了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的同时，也为这种建构的普适性提供了可能。

　　从“思想解放”到“大美术”观念的提出，以及本次展览所提出的“中国风格•时代丹青”的学术主题，标志着中国美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即中国美术将以怎样的面貌面对世界、面对未来，这里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这次展览通过“中国风格•时代丹青”这样的主题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但究竟什么才是“中国风格”?以及它的普适性与可持续性怎样?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