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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饮水的熊”到《又一头饮水的熊》

2011-01-13 18:11:25 应天齐

  《徐冰艺术:又一头饮水的熊》(载《江苏画刊》1990年2期,作者:王林)发表以来,受到理论界的赞赏。首先《江苏画刊》在发表该文时破例加了编者按,肯定了这篇文章是一篇并非人云亦云的好文章。接着,有人在《现代批评模式的建立》(载《江苏画刊》1991年8期)一文中对这篇文章极为推祟:认为该文应获得1990年中国美术批评奖。《江苏画刊》还在当代理论家、批评家栏目,以《一个锋利而又坚韧的诗人,王林印象》(载《江苏画刊》1991年7期)为题专门推出理论家王林,并在文中进一步肯定了该文的独创之处。在一片赞扬声中,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思考《一头饮水的熊》给我们的启迪。本文并不想议论徐冰艺术究竟好还是不好,仅就阅读该文所产生的疑问谈谈自己的想法。

  王林认为:“六届美展金奖作品雕塑《饮水的熊》之所以称不上中国雕塑的最高水平,是因为它适应了评委批评标准的最小公约数,是因为大家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东西。”王林的议论是颇有道理的。但除此以外,我觉得这头熊由于它的八面玲珑和四处讨好,从而适应了所谓“雅俗共赏”这一传统审美心态,再加上造型上过分地接近亨利•摩尔的雕塑,使其失却了艺术作品中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个性特征,终使这件作品犹如一枚轻轻投入水中的硬币,只荡起一些细微的涟漪,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然而,徐冰的“天书”却不同,它的出现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并不停地震荡、回旋一直延续至今。且不论王林所极不赞成的“蜂拥而至的一片赞扬之声”,单就反对意见来看便十分可观,有来自传统卫道立场的,也有来自极前卫立场的。发表意见的有理论家也有画家。1989年2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一次现代艺术研讨会上。新潮美术家当面反对徐冰,说极不喜欢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根本不是现代艺术。持传统立场的批评家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作品本是平凡,却弄得虚张声势,搞轰动,顿然变得神乎其神。”《我对“天书”的看法》(《美术》1990年12期)一文对徐冰艺术是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一些前辈画家也认为这作品离生活太远,是背离群众的象牙塔艺术,是谁也不懂的艺术。整个版画界对此沉默,有的甚至持极端批判态度……所有意见的倾向十分对立而尖锐,如果以“雅俗共赏”的标准来衡量徐冰艺术,那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更难适应“批评标准”的最小公约数。因此,将徐冰艺术和雕塑《头饮水的熊》相提并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不够客观和恰当。鉴于此,王林在文章开头的这种类比只是一笔带过,接着便丢开这头可怜的熊,重新把徐冰艺术提高到并非雅俗共赏前卫艺术层面,和谷文达的《文字系列》、吴山专的《红色幽默》,以及陶雕《红土系列》,油画《苞米系列》等现代艺术作品进行比较性的批评。王林在文章中批评说:“徐冰的错字艺术来自谷文达的《文字系列》和吴山专的《红色幽默》。”并进一步说:“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更需要首创者而不是集大成者。”(均引自王林原文)这一批评的含意无非认为,徐冰艺术不是首创而是因袭和借鉴。

  徐冰艺术首先不是错字艺术,而是造字艺术。《析世鉴》在展出之际有两位搞文字学的老先生带来望远镜,仔仔细细看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出他们认识的字。还有一位老学究在展厅里转了好几天,只找出三个流传于民问的异体字。显然,作为文字学的研究者并不认为这些字是错字。因此,才愿意花费许多时间企图认读这些由徐冰造出来的前无古人的伪汉字。作为艺术符号的首创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文字的“对”与“错”往往与该字所含的意思有直接的联系,既然不可认读,也就不具备含意,更无对、错可言。方舟同志从可释读性和不可释读性为出发点,分析出徐冰艺术和谷、吴艺术的本质差异,在于“音义符号”转向了“视觉符号”,从而证明r徐冰在使用文字作为艺术符号上的创造性发现(《析世鉴五解》作者:方舟,《江苏画刊》1990年2期)。其次徐冰艺术和谷、吴艺术的不同点,还在于使用艺术符号的语义表述指向上(这一点,王林在文章中已阐述得十分清楚,这里就不重复)。这一指向的不同殊不论其优劣,其本身就意味着并非因袭的含意。丢开以E这些分析,单从使用了文字这一点上,否定徐冰艺术的首创性意义,难免使人觉得,过于武断和简单。

1988年徐冰给应天齐的书信手稿

  王林还认为:徐冰艺术的语义信息作为艺术符号,只是停留在一个平面上分布的多义词,只是一种概念的推理和转换,其能指和所指关系是直接的,他举例说:“比如神秘就来自于汉字——不认识——天书。”结论是和某些现代艺术相比(如巫术意味的《红土系列》、鬼域气息的《苞米系列》)缺少“不可穿透的深度感”。(参阅王林原文第五段)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仔细阅读一下他在颂扬谷文达吴山专艺术所下的评语,就语义信息分析角度来看,这一颂扬和对徐冰的批评竟然如此类同。王林这样写道:“在谷、吴两人那里,错字是反叛、抗拒,一组不协和、一个歹徒。”因而具备野性、叛逆和不驯服,并值得颂扬(参阅王林原文第四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谷、吴两人的作品里,野性来自于“错字一反叛一歹徒”这样一种概念的转换和推理,其语义阐释的逻辑意义完全相同于前者,我们有理由认为,谷、吴两人的艺术也缺少“不可穿的深度感”。这一推论如果成立,王林在评论上的相悖之点,就使他的批评自相矛盾。

  我十分赞同王林在文章中引用歌德说过的话:“艺术最重要的方面是舌头无法道出来的。”用简单的语义阐释来破译徐冰的“天书”,如缘木求鱼,是得不到结果的。

  综观王林的全文,你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对什么是真正的现代艺术,从理论上有着这样的界定:第一,这艺术必须是非学院化、非官方化的。第二,这艺术必须是野性和叛逆的(是义民而不是义臣)。第三,这艺术必须为多数人反对,切不可一片赞同。可是,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又说:“理论实在没有义务去指导创作,创作应当拒绝理论。”而他自己叉如此明晰地界定了他所认可的现代艺术,不知这是否对创作产生指导意义?!

  作为画家,我非常同意在美术批评中建立并非人云亦云的良好风气,中国的美术批评过一统和缺乏争议。

  (原题为“从《一头饮水的熊》到《又一头饮水的熊》”)

(责任编辑:李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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