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风雨过后的北京城，我怀揣二十余幅版画，在中国美术馆院内右侧一间不起眼的小屋举办 《西递村系列》的第一次个展。这里是美术馆的画廊，虽简陋却颇具声名，许多当红画家都曾驻足于此。画廊是不收租金的，专门奖励画界青年后起之秀，但参展资格要由美术馆专业委员会认定。其时我请了中央美院的数位老先生出席开幕式。这些版画界的泰斗在我辈眼中委实权威。那时节无论谁提起中央美院都会一脸神圣，即使在帅府园的美院U字楼走廊里走一圈，也会有故宫太和殿的庄严之感。但这些已是昨日黄花。美院遭遇了拆迁，搬至“798工厂”。美院新址落成后“798”又成了当代前卫艺术的革命圣地，沧海桑田也不过十年光阴。

　　人生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开展的那天早晨，又是风又是雨，天空黑黑的。我觉得先生们来的可能性很小，有些失望，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十时许，雨仍然不停。远远的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古元先生打着伞、踩着积水走来了。我连忙迎了上去。进得门来，只见他抖掉雨伞上的水，用惯常低低而柔和的嗓音微笑着招呼我：“祝贺!祝贺!”。

　　古元先生是延安时期老一辈木刻家。版画界有“四大金刚”一说，即李桦、古元、彦涵、王琦四人。古元和彦涵先生属延安的，李桦和王琦先生属国统区的，但都是中国新兴版画史上执牛耳的大将。其中古元先生名声最大，也许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举办的 《全国木刻展览会》有关。我在儿时就听父亲多次念叨此事，当时徐悲鸿先生在看了古元的作品后连连称赞，专门撰文称古元是“一个卓绝的天才”。“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一选手，必将为中国取得荣誉”等等。

　　今天，古元先生冒雨亲临这样一个简单的展览，让我惊喜不已。面对一位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的艺术前辈，我有点诚惶诚恐和揣揣不安。因为这里展出的西递村版画，是吸收了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承载着许多个人情怀的作品，这些在当时看来有些现代有些另类的画他会怎样看呢?古元先生看画很仔细，不停地问我几句版画技术上的问题。在转了两圈之后沉吟片刻，然后笑眯眯地说：“很好!你找到了你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又很认真很严肃的反映出来，这世界也感动了我。”无疑，这是十分肯定的赞赏，我好像读小学的时候，亲眼看着老师在考卷上批了个一百分，虽表面镇定，心里却喜不自持。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西递村系列》版画展 1989年

　　我和古元先生相识在美院的课堂，他当时既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又是版画系的教授，轮到给我们上课，也只是作一次讲座。我已万分知足，因为终于见到了少年时代喜爱的那些经典作品的作者。我至今还能如数家珍一口气报出那些作品：《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焚烧地契》、《祥林嫂》、《玉带桥》……那些圆润的刀法驾驭着黑、白、灰的节奏唱着无声的歌，一个热爱艺术的少年就这样被这些圆口刀刻出的流畅的刀痕，引入木刻版画的创作之路。可眼前这位老人却出乎意外的平淡和平常，圆圆的脑壳，厚厚的嘴唇，坦诚而慈祥的双眼，我并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注视着他，还不停地问自己，这就是古元吗?

　　“迷人的村舍，动人的艺术”

　　北京的这次个人画展圈内反映很好，《光明日报》当场要一篇推介文章，我不知找谁写，该报美编主任版画家戴慧文建议：“就让古元先生写一篇吧。”古元先生当场欣然应允，并约我一周后去三里河家中取稿。三里河南沙沟是古元先生的住处，在美院读书时我和几位同学去过一次，只记得进得屋来是间较大而简朴的客厅，一架苏式钢琴上以及墙上悬挂着那幅著名的版画《玉带桥》，黑色和翠绿色映着纯白的桥，放着柔和的光。古元先生午睡刚起，他一幅幅仔细看了我们带来的木刻作业，缓缓而低声谈着自己的看法，交谈像清澈的流水流过每个人的心底，窗外浓密的绿荫和着蝉鸣令人神定气清， 这种情境在今天已经很难寻觅了。

　　古元先生给我写的文章题目是：《迷人的村舍，动人的艺术》。

　　那天我去他家取稿，先生不在家，说去医院了。他的女儿古安村接待了我，交给我一只用旧信封重新改制的牛皮纸信封，这样的节约透着延安时代的简朴，拿在手上分明写着 “应天齐先生收”。我连说不敢当，古安村却告诉我：“我爸这几天老念叨你，说真是好画啊!”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还附了我的作品，之后多家媒体转载，评论界引用最多的是古元先生的这句话：“你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这世界也感动了我。”美国评论家戴维•阿曼在引用了古元先生的话之后写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具有深刻人性的世界，他最有可能改变我们较高层次的思维和行动，将我们带进我们想象中的空间。”版画评论家马克干脆用古元先生这句话作为评论我作品文章的标题，《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著名当代艺术家徐冰在评介我作品的文章时认定：“这位老版画家强调的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心目中的，这世界是固已有之的，比西递村更熟悉的心境的世界。”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和这一世界偶然邂逅于西递村的断垣残壁之间，这世界之于我是何等的重要，我却混沌而不知晓，待到古元先生说出了这句话，才仿佛真的被点化了，但这个世界却在喧嚣的社会进程中离我们越来越远。

　　1995年，也就是古元先生去世的前一年，西递村人要给我建一个艺术馆，我想到馆名应当由古元先生题写，就给他写了信。大约过了十天，古元先生回了信并寄来了题字，信中谈到身体有些欠佳，我并未特别留意，以为是年纪大了偶遇小疾，不想一年之后古元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正患腰疾卧床不起，那时也没有网络和手机短信，我只能从床上支撑着爬起来，由爱人扶着去邮局发去了三页纸的唁电。

在古元先生家中作客左起王建山、古元、应天齐、班苓

　　不朽的木刻艺术

　　光阴迅速，翻开日历已到了2008年的元旦。早晨接到珠海“古元美术馆”的邀请函，邀请参加元月十三日的开馆庆典，不觉一晃又过了十二年。看着今天的报纸，上面却赫然写着 “昨夜世界之窗与超女、快男一起HIGH”，世界真的变得快乐而丰富，甚至于有点“放荡”。满街销售着未剪截版的《色戒》和《苹果》，中国的电影明星们从五六十年代在屏幕上出现接吻就被视为大忌，发展到脱得一丝不挂在屏幕上大示其爱，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版画艺术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虽从业人员日渐其少，但却向着 “学院化”推进。但木刻版画已难让青年学子驻足，因为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这样的泊来品来得更为时髦和痛快。我常怀着深深的敬意谈起古元先生，谈起延安的那些木刻，说得多了，听者的眼中会透出一丝不屑和狐疑，仿佛在问：你是在作秀还是老朽了，甚至有好事的不良之徒，在网络上弄了篇“古元先生生前重大后悔”的八卦文章对我进行调侃，大意是说我借古元之名抬高自己云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只能一笑置之。

　　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个时代的作品对于今天来说是否有些遥远、有些简单。我以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凭借着一两本国外柯勒惠支、麦绥莱勒的木刻集，在延安的窑洞中，就着如豆的油灯，握着自制的木刻刀，用流畅、概括而洗练的刀法，刻出具有民族特色充满激情的高超作品，这些作品感召了我们近一个世纪，还将继续她不朽的价值。如果时光闪回，让我辈同样置身于那贫瘠的空间，没有美术馆的画展和原作可供观摩，没有流派纷呈可供学习借鉴的中外诸多画册，没有学术交流和学术讲座，没有明亮的版画工作室以及石版机和铜版机，更没有电脑和网络，我想问一句，我们能刻出一如古元先生这样精彩而感人的作品吗?!

　　我想说，无论昨天和今天，我永远刻不出如此的作品。

　　古元先生，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