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唐代占据主导地位，上承周秦文化，偏重实用主义。唐代儒学的这个特点，也影响到当时的绘画思想。这表现在唐代绘画思想中对于艺术创作天才，即“生知”的认识上，也表现在对于儒家经典如《论语》“绘事后素”这种命题的发挥上，还表现在儒学观念广泛渗透于对绘画的理解上。

　　一、生而知之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第十六》)“生而知之”又简称“生知”，意思是说艺术创造的才能并非来自后天培养教育，而是先天或先验体悟的结果，故非独于画而言，凡述而能作的活动，莫不以天才而得其大成，绘画创作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这种生知的观念，在唐代画史名著《历代名画记》中并无体现。唐符载《江陵陆侍御宅燕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云：“六虚有精纯美粹之气，其注人也，为太和，为聪明，为英才，为绝艺。自肇有生人，至于吾侪，不得则已，得之必腾凌夐绝，独立今古。用虽小大，其神一贯。尚书祠部郎张璪，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绝俦之妙，则天地之秀钟聚于张之一端耶……于戏，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车马，内史之笔札，员外之松石，使其术可授，虽执鞭之贱，吾亦师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学。则知夫道精艺极，当得之于玄悟，不得之于糟粕。”(《唐文粹》卷九十七，四库本，以下同)

　　这篇文章，是在一次雅集中写的。符载认为，张璪的创作才能，是天地灵气所聚，这虽然以阴阳气论解释天才的形成，但总地来说，还是在讲艺术创造得于玄悟，非学可致，实际上是在强调艺术创作才能的“生而知之”。类似的观点还表现在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对吴道子的评语“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等内容中。

　　二、绘事后素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盻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按《论语》的原意，“绘事后素”实际上是在用绘画来比喻“礼”教的，但“绘事后素”这一命题常常被引用到画论中。

　　《历代赋汇》卷一百二辑有唐代张仲素《绘事后素赋》及唐代阙名《绘事后素赋》两篇，即是对于“绘事后素”这一命题的展开，其要有三：

　　首先，这两篇《绘事后素赋》都以“比”的观念，讨论“素”与“绘”的“比德”含义。如张仲素云：“画绘之事，彰施于文，表其能故散彩而设，杂其晕故后素而分。运兹洁白之光，综彼深浅之色，始其布濩，终若组织，成山龙华虫之美，实曰当仁，后黑黄苍赤之采，固无惭德。”“其素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绘也合比象而为五。”阙名：“惟绘也成文不乱，惟素也允执厥中。”都是讲这个问题。

　　其次，强调绘画与礼教的关系。如张仲素云：“素为绘兮，事惟从古;礼于绘也，义实斯取。”“恒起予于后进，润色斯成;苟弃我于巳前，人文焉在。美矣夫绘事之义，所以刑万邦而昭四海。”阙名：“惟绘也成文不乱，惟素也允执厥中，盖以昭圣人微论，喻君子饰躬，岂分黑黄与苍赤，列山龙与华虫。已哉古人，以盼倩之姿，彰敦朴之俗。知女得其礼，不专于舜华;士有其容，或同于冠玉。虽言词为藻绘，威仪为朱绿，自可果行不回，持礼自勖，亦犹布采者以质相从，为素者以绚相属。”

　　再次，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种质文关系的思想也体现在这两篇赋中。如张仲素云：“乃知作绘者，惟文是务，言诗者，在理为喻。故得尽饰之道，不愆于素，探周礼冬官之职，谐卫风硕人之词，爰遂事而乃眷，幸全功而勿疑，质不胜文，孰谓何先何后，白能受采，有以颠之倒之，胡未至而取诮，岂卒获而能欺。不有分布，孰为文采，恒起予于后进，润色斯成。”认为文质关系在绘画中，以文为质，这可以视为形式说之源头，是在孔子文质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与“文质彬彬”观念不同的“以文为质”的观点。

　　三、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实用主义绘画观念

　　集体无意识，指在历史的沉积中，在一定的群体之中形成的普遍性的无意识倾向。作为实用主义改造过的儒学观念，在先秦两汉即已出现，并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绘画观念。在儒学复兴的唐代，这类关于绘画的实用观念似已深入人心。除了《历代名画记》所强调的“成教化、助人伦”以外，其他散见于唐代文字者中如：王觌《十八学士图记 》 云：“庶几阅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惟临鉴耳目，抑可以垂诫于君臣父子之间也”(《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二);符载《淮南节度使灞陵公杜佑写真赞》序云：“夫汉之麒麟，唐之凌烟，爱其德即图其人，睹其人则景行其事，复铭景钟，树甘棠，此皆以遗芳余烈，浃于人骨髓者也”(同上，卷七百八十三)等等。

　　而有的绘画观念则将实用主义发挥到极点，此已不同于儒学观念，而与韩非、王充等人的观念极近。如唐黄滔言汉武帝时，公孙甲善画松，公卿皆求之，独东方朔不然。帝怪问之，对曰：“臣痛其假能夺真，故不求之。”(黄滔《黄御史集》卷八)此语几近于汉代王充所言。又如唐代卢硕《画谏》载，“汉文帝时，未央宫永明殿画古者五物，成帝阳朔中，尝坐群臣于下，指之曰：‘予慕尧舜理，故目是以自况……’御史大夫张忠出次而言曰：‘斯无用之物也，臣请即日污之，且是画肇于太宗之时，凡八圣矣，开眼而睹之者，背面而违之，未闻有裨于治也’。”(《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二)

　　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儒学观念，对绘画的影响有时近于俗妄。唐代程晏《设毛延寿自解语》明显体现了这一问题。其文如下：帝见王嫱美，召毛延寿责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寿曰：臣以为宫中美者，可以乱人之国。臣欲宫中之美者，迁于胡庭，是臣使乱国之物，不逞于汉而移于胡也。昔闳夭献美女于纣而免西伯，齐遗女乐于鲁而孔子行，秦遗女乐于戎而间由余，是岂曰选其恶者遗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为美者，是能乱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将静我而乱彼，陛下不以为美者，是不能乱我之德，安能乱彼谋哉。臣闻太上无乱，其次去乱，其次迁乱，今国家不能无乱，陛下不能去乱，臣为陛下迁乱耳，恶可以为美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画工也，孰诬其货哉。(《唐文粹》卷四十五)

　　毛延寿本是欺君罔上、以小利而乱大德的小人，而在程晏的庸俗辩解中，竟然成了画谏的君子。唐代儒学之受实用主义浸染，多在政治教化的层面。而这种影响实际上已偏离了孔子的本意，以至于绘画思想中亦不乏荒唐之言，程晏即是一个例子。□

宋晓峰 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