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高仿，古已有之。鉴定大家徐邦达生前曾对故宫书画高仿品赞曰：“印制甚佳，几可乱真。”事实上，无论是朵云轩或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抑或珂罗版复制品以及日本二玄社高超的古书画复制品，都曾备受鉴藏界关注与书画爱好者的欢迎。然而，当高仿的书画印刷品以假乱真进入流通环节时，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很多书画印刷品靠眼睛已完全看不出来，中国书画现在已入高仿时代。唐云之子唐逸览有一次看署名他父亲唐云的画，怎么也看不出真假，直到后来用40倍放大镜看，才看出是一幅假画。”知名收藏鉴定家萧平说。而面对复制乱象，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由国家赋予一定的职责。

图一 作品印章

图二 仿制品

        某作品印章40倍放大图（上）与其仿制品印章40倍放大图

        要用肉眼分辨真伪，确实不太可能

        40倍放大镜看出喷墨喷色印刷

　　高仿书画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是从事书画收藏20年的收藏者郝惊雷，他在去年的一次北京拍卖会上以20多万元拍得(清)王文治的行书手卷，(清)方士庶的山水立轴和顾文渊、蔡远等合画的10开册页。在得到三幅字画后，郝惊雷感觉有些异样，便送至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鉴定，结果其中两幅并非真迹，另一幅结果待定。后再次委托印刷专家鉴定，让郝意想不到的是，三幅字画居然均为印刷品。

　　溯源高仿真书画技术本来并非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方便书画爱好者学习、临摹等兴起。晚清至民国时期，当时多使用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技术，1949年以后，朵云轩、荣宝斋依据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了“木版水印”，其成品与原作十分相似，目前这一已经濒于式微的技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委托日本“二玄社”仿真复制古代书画名作。1996年，二玄社复制品在故宫展出，被称为“下真迹一等”，引发收藏界轰动。

　　近几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喷墨打印使用高仿真高科技工艺，加上“半印半画”进行混搭，高仿书画复制品的逼真度几使肉眼无法分辨。新买家容易上当，部分老收藏家也会看走眼。唐逸览在一些拍卖会上看到不少署名“唐云”的画作，必须用40倍的放大镜才可以清晰地看到微喷色点，也就是说，这些书画实为喷墨喷色印刷。

　　交易中可让律师及早介入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参与过书画的印刷复制，据他透露，1980年代的书画复制印刷品一直留有网点，复制品与手绘作品很容易区别，但这几年，想靠肉眼分辨已越来越难了，原因就在于美国、日本传入中国的喷墨打印技术与设备有了重大变革，所使用的“染料墨”更新为“颜料墨”。如美国惠普公司的颜料喷墨印刷设备，可以直接印刷在无涂层的普通宣纸上。同时，微喷技术的实现使得墨点接近无限细小，加上墨滴在宣纸上的晕染，印刷作品上的墨点很难被观察出来。尹毅同时认为，由于有的作品是半印半绘，即在打印后加以手工描绘，这类作品用仪器鉴定仍存在问题。

　　原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锤则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由国家赋予一定的职责。这一提议在操作层面依然困难重重，毕竟，书画鉴定的结论存在较大的个人主观性，即使谢稚柳与徐邦达这样的鉴定大家，意见也有不统一的时候，何况一般鉴定人员。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我国的司法鉴定体系目前尚未把书画鉴定纳入其中，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一些鉴定机构出具的结论很难作为证据被采纳。对此，一位律师建议，除了练好自己的眼力，收藏家在交易过程中也可以让律师及早介入，以保证交易过程可以实施监控，防止一些“模糊词语”引发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