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璀璨焕然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书法大家，各种书体相继发展走向成熟。代表这个时代的书坛巨擘，无疑是王羲之。

　　王羲之兼习众法，擅长隶、楷、行、草诸书体，尤其对楷书和行书的确立作出了极大贡献，被后人尊为“书圣”。作为百世楷模，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人人景仰的一座高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不仅很早就成了人们仿效临习的范本，也成了宵小之徒作伪射利的对象。

　　六朝时期，书画艺术品赏鉴收藏之风渐盛，名迹买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别的不说，王羲之的传世书迹中就假货色甚多。南朝刘宋时的鉴赏家虞和，曾奉诏搜访二王名迹。他在《论书表》中说，当时上当吃亏者大有人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也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这是较早记载书法名迹作伪的文字——先摹仿二王书迹形貌，再用茅屋脏水染色，加上搓磨作旧，还故意把真伪书迹糅杂一起，务求鱼目混珠，瞒天过海。这种种手段之高妙，实令人匪夷所思。看，类似的手法至今不是还有人沿用吗?有不计贵贱悬金招买的需要，才会有轻薄之徒锐意造假投其所好。

　　南朝齐王僧虔(公元426-485年)在《论书》一文里提到，晋穆帝司马聃时，有张翼擅效仿王羲之自书表，观之者难分真假，令王羲之也慨叹“小子几欲乱真”。同时还记载说，“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张翼、康昕、南州释道人等，均与王羲之父子时代相近。他们着意模仿右军书，均能达到乱真程度。王僧虔没有说到他们这刻意乱真意欲何为，但，即便不一定出售射利，也说明王书名迹之不易鉴别真伪。

　　梁武帝萧衍在位达四十八年之久，半壁江山算得上久享太平。张僧繇为其时名画家，深得萧衍赏识，凡崇饰佛寺之事，多命张氏主之。用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话来说，作为一国之君的萧衍，对名画法书宝器是“尤加宝异，仍更搜葺”，历代史家无不推许梁武帝时期文物收藏之鼎盛。萧衍所撰《书评》，列出汉至梁之间的近三十位书家进行论评，着眼点又在于作品，这种角度与他精于文学和乐律的丰富修养很有关系。在《答陶弘景书》中，萧衍很不客气地指出颇有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乃至损害了王书声誉的状况。在鉴别王书真伪方面，他也每有警辟之语，如说 “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这显然是颇见心得之言。据记载，在着力搜访之下，萧衍时期宫廷所藏二王书迹独多，计有78帙767卷，皆重加装褫，题金饰玉，宝重备至。

　　萧衍的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在艺文方面也甚有造诣。萧绎为梁元帝，自幼好学能文，以著述宏富见称，自己就是丹青好手，还加上极嗜收藏，仅藏书一项便达到十四万卷之多。由于南朝历代的积蓄，以及乃父萧衍近五十年的苦心经营，萧绎在位虽仅两三年，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却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

　　这丰赡的艺术珍品，最后落了个悲剧结局。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述曰： “侯景之乱，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天下书，既而内府图书数百函，果为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令折。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

　　所谓“侯景之乱”，是大宝二年(公元551年)由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杀了简文帝萧纲。这是张彦远所说萧纲为太子时曾梦天下图书被焚，不意应验于侯景的典故。时任湘东王镇守江陵的萧绎，派王僧辩、陈霸先出兵讨灭侯景，萧绎即位，称元帝。仅三年，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见城池将破，“儒雅之道，今夜穷矣”，挥泪长叹之下，斫柱折断吴越宝剑，“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几朝皇帝所集，连同其中的二王书迹珍品，悉数付之一炬。西魏将领于谨在劫后余烬中尚捡得书画四千多轴，是为仅存的九牛一毛。

　　这是书画鉴藏史上一千古浩劫，颜之推说:“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而烟飏”。斯文尽丧，洵足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