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富的商代青铜器品类

　　从发现的商代青铜器遗存可知，青铜器是当时造型艺术创造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类属，其名称和形制丰富繁赜。炊煮器中较典型的有鼎、鬲、甗;食器主要有豆、簋、簠、;酒器种类有爵、角、斝、盉、觚、觯、尊、罍、卣、壶、彝、勺、觥等;盥洗器有瓿、鉴、盘、匜;乐器有钟、钲、鐸、铃;兵器有锛、矛、戈、戚、斤、削、剑、俎、匕、禁以及车马饰等青铜器物。这些器物类型变化各异。

　　雄奇的结构形态与繁丽的纹样装饰

　　借助于材料和技术的延展，商代青铜器的器形变化丰富，或挺拔、茁壮，或稳重、灵秀，感觉各异。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有的取材于图腾幻想，有的取材于现实物象，有的青铜器纹样分布饱满、层次缜密，有的青铜器装饰简约质朴、大器浑成。装饰手法分为浅浮雕、深浮雕、立体圆雕等，各臻其妙，充分体现了当时制造者卓越的设计意匠。

　　从总体艺术风格看，商代青铜器表现出神秘、雄威、庄重的特征，且富有浓厚的装饰意味。一般而言，商早期的青铜器，大都直接仿自陶器，体壁较薄，底部平直，足呈锥柱状，造型规整庄重。装饰花纹多为简洁疏朗的单层组织，线条粗拙，结构简单，常见有饕餮纹、夔纹、龙纹、虎纹、人形纹等。商后期多铸作大器，器体较厚，器型日益丰富，装饰花纹主要有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象纹、虎纹、鹿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较商前期青铜器显得复杂精细，且出现了多层花纹。

　　商代青铜器造型结构多样，形制完备，风格朴素的典型器物当数鼎和觚。鼎一般为圆腹、三足、两耳的造型，其三足不仅致用于直立支撑，还自然构成一种高度稳定感。三条足所形成的长短、大小和粗细的透视变化，大大丰富了外在器形的节奏与韵律对比。酒器觚外形细高优美，侈口呈喇叭状，腰部窄收，平底略宽，造型修长亭立，高下比例匀称流畅。此外，觥和彝等则属于象形类青铜器。觥的器身源于兽角，盖子常做成兽头形。方形的彝则常常作成建筑物的形状。

　　商代青铜器表面的装饰，有平面浮雕花纹和立体圆雕等形式。装饰图案以单独适合纹样为主，其中饕餮纹最为常用。图案纹样大多采用对称的格式，工整准确，秩序庄严。纹样有主次之分，尤其到了商代后期，装饰纹样日渐细致精巧，虚实分明。以饕餮纹作为主纹，以回形云雷纹为地纹，另在较粗整的纹面或主体纹样上再勾刻出凹形细线，形成所谓的“三叠法”，层次丰富。立体装饰元素集中在扉棱、顶盖、提梁、足、耳、链条等构件部位。有的盖纽作成鸟形，有的器物如觥的盖子有作成双角的兽形，有的器物如鼎的足有作夔龙形，更有将整个器体摹构成鸟兽形，如鴞尊、牛尊、象尊、羊尊等，真实生动、趣味横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些兀立于器件交合部位的扉棱，以其狞厉的造型纹饰大大增强了整器的立体美感与神秘气氛。

　　装饰风格赖以衍生的文化生态

　　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生态中，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生产力水平、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时代精神、艺术样式等方面的因素，以及相关农业、畜牧业、金属手工业、制陶、纺织、原始天文学、数学、材料学、物理力学等具体生产、技术因素，以互动、互渗、互融、互生的动态化方式，逐渐汇成商代青铜器的总体装饰风格。

　　艺术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清晰的历史文脉进行。可以考知，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是在继承原始陶器纹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技术和经验的影响，早期的装饰纹样还流露出陶器拍印的技术痕迹。及至商代中后期，青铜器的装饰造型及纹样风格，才日益丰富独特。

　　商代青铜器装饰的生发与承传端赖于青铜冶炼与熔铸技术以及制造工艺的日臻成熟。社会分工促成铸造技术专业化，对于铜锡比例的掌握，以及分铸法的采用，拓延了范铸技术。“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的记载，说明了青铜器制造的必要条件，其中制范和浇铸对装饰影响最大。铸造青铜器的泥范常常是分片制作，为了不影响器物主要造型与花纹的美观，需要避开范片接缝，往往因此形成工整的对称形式。器体棱角亦即所谓“扉棱”的出现，也是利用合范接缝所作的巧妙处理，不仅加固了器体连接，化被动结构缺陷为主动装饰，更以独特的造型增强了器体形态的立体美感。

　　商代青铜礼器品类和数目的完备，是社会制度的物化折射。与社会文化相适应，青铜器造型多用安定庄重的直线，装饰上采用对称和规整的主体格式。由于铜的贵重，青铜器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祭祀天地神祖、赏赐亲臣、礼仪宴飨、供奉灵魂的神圣之器，是当时社会政权和神权“明贵贱、辨等列”、“藏礼于器”的标志物。社会等级制度与原始宗教遗俗相化合的祭祀活动十分隆重，由此，形成了以鼎为首近三十余款的庞大礼器系列，具有庄严的意义和浓厚的神秘色彩。

　　商代青铜纹饰繁多，以动物纹为主，兼有几何纹和人事活动纹，动物纹中最具特点的是饕餮纹。历代对饕餮纹的解释纷繁复杂，其实，饕餮纹当该是在当时人类不能充分解释自然现象并由此产生崇鬼尚天的宗教思想以及追先念祖的背景之下，兼之族落区辨的需要，按照主观愿望，依据现实中的虎、牛、鹿、羊等动物，以及想象中的诡异形象，加以复合组织，并在装饰应用中逐渐约定俗成的相对成熟的程式化纹样符号。其它如夔纹、龙纹、凤纹等亦属此类。此外，商代重质尚象，牛、象、虎、蝉、蚕等造型与纹饰题材广泛,应用于器物形态，则构成精美的立体写实雕塑;应用于花纹装饰，则生动自然。

　　使用功能也制约着商代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鬲的三袋足，既增强了器身的稳定，又充分利用了热效。三角纹、蕉叶纹等装饰纹样常被安排在器物的口沿部位，为的就是能适应结构形态纵敛与开阖的变化要求。出于审美欣赏的需要，主要装饰造型和纹样，大都被处理在视线所及的显要位置。商后期青铜器器型的挺拔秀美和装饰花纹的华美瑰丽，既反映了制造者的创造才智，也是贵族奢靡生活需要使然。商代上层社会盛行饮酒之风，酒器制作就相应发达，爵、斝、角、觚、觯五爵一应俱全，纹饰华美。

　　如果铭文也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一种附饰，那么铭文的有无与多寡，除了与铸造技术的进步有关之外，还与文字的发展相关联。中商前期，由于文字运用尚未成熟和普及，所以当时的铜器，只铸花纹而无字铭。晚商中后期，随着文字孳乳已多，青铜铭文逐渐产生并开后世之滥觞。

　　结语

　　总之，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和制造工艺在商代取得了较高成就，无论是器物的结构造型，还是表面的花纹及附饰，皆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特点，表现出神秘、威严、庄重的整体风格。其面貌的形成，是在社会政治制度、宗教精神、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显、隐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所衍化而成的。包含结构造型、纹样装饰、材料质地、色彩在内的图式范畴，以及工艺技术、设计造物观念、深层文化意涵等，对于当下的艺术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素材、原理、技术等不同层面的资源与启迪意义。□

陈伟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