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年)是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书画家、戏剧家和文物收藏家，祖籍河南项城。

　　张伯驹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父亲张镇芳移居天津，在家塾中勤勉读书。他自少年就喜好京剧，七八岁时即到天津下天仙茶园(今和平路人民剧场旧址)等处观剧，国粹的魅力和津地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并感染着他。宣统三年(1911年)张伯驹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今第十七中学旧址)，与袁世凯之子克瑞、克权等同窗。他们在中午放学后经常到国民饭店对面的严范孙家的别墅用餐，严范孙有时会来看视并加以训勉，这对张伯驹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伯驹于1918年来到由张镇芳任董事长的北京盐业银行工作，1925年出任常务董事、总稽核之职，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总分行之间。正是在这一时期，30岁的张伯驹从收藏到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开始，潜心挖掘研究中国历代书画，并致力于词作和京剧艺术。此间，张伯驹在天津购得了末代皇帝溥仪出让的宋代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等古代书画精品。

　　长期以来，张伯驹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独到见解和精深造诣令人高山仰止。笔者曾得见1975年张伯驹先生在天津所作的《李氏园看海棠》(四首)诗词手迹原件，鸟羽体秀雅超然，字里行间承托着张伯驹与天津的深厚情谊。

　　作为著名词家，张伯驹之词专攻北宋，格调高古。1950年8月他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庚寅词社，由此与天津梦碧词社往来唱和，交流频繁，与天津文化名流吴玉如、寇梦碧、张牧石过从甚密。张牧石说：“先生和我是30多年的忘年交，尤其是后20年他和我的交往可以说是最密切的。”这一点在天津文史馆馆员从鸿逵的回忆文字中也可见一斑：“他看牧石天资颖慧，对词苦心钻研，颇为器重。牧石因识张老博见广闻，故以师事之。”张伯驹对张牧石金石技艺也格外青睐，张牧石曾为张伯驹刻了大量印章，特别是他晚年常用的葫芦形“京兆”印和“平复堂”印就出自张牧石之手。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到海棠花开的时节，张伯驹必来天津李氏园(今人民公园)赏花。进入70年代，张伯驹虽然尚处困境，但年年必到天津看海棠，张伯驹大多住在张牧石家，津门诗词界、书画界、戏曲界的朋友常常在此与张伯驹聚会谈艺。据张牧石回忆：“除了谈艺之余，大家多求张先生书画留念，他是有求必应，有的求画梅、兰、竹、菊或其他文人画，有的求以自己名字作的联语。这样，天津留下了不少张伯驹的书画作品。”

　　白天，大家到李氏园看海棠;到西沽看桃花，期间词作良多。晚间，张伯驹又约上寇梦碧、陈机峰、张牧石、孙正刚等一起打“诗钟”。

　　顺便一说，“诗钟”是一种传统的文人游戏，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于福州。玩法是先设一个铜盘，上悬一线挂铜钱，再横置一炷香，待香烧到线断，铜钱掉在铜盘上发出响声犹如钟声，故曰诗钟。数名文人做此游戏，先各自取一个小纸条，在纸条上写一个字，然后将所写的字条团成纸团。游戏时每人随意抓上两个，打开字条按照上面的两个字，约定用这两个字嵌在第几个字而成为一副七言对联，时间限在铜盘响声之内。

　　这种需要博学与才情的文人游戏成为张伯驹与天津词人的一大快事，年久所作诗钟数以千计，后来结集有《七二钟声》传世，佳话如云。

　　笔者所见《李氏园看海棠》(四首)手迹即真实记录了张伯驹的往昔情怀，兹录如下：

　　其一：离乡同是在天涯，都转署中带雨斜，七十年来犹故我，天留老眼更看花。

　　其二：占取韶华一段春，流脂濯锦向红尘，吹来为有东风便，每到芳时忆故人。

　　其三：萃锦展春梦已残，东风犹自倚阑干，石家金屋今何在，剩与寻常百姓看。

　　其四：红颜一代劫中身，怕向余年看到春，莫把无诗怨工部，风流尽有后来人。

　　张牧石还向笔者展示了一帧张伯驹70年代在李氏园的留影。王雪波(戏剧作家)、从鸿逵、张牧石、张静怡(张牧石夫人)等文人雅士陪同张伯驹站在花枝繁茂的海棠树前，居中的张伯驹拄着拐杖，笑得是那么畅然。

　　津地许多收藏家也三五成群来请张伯驹鉴定书画作品。逢此，张伯驹胸有成竹，只稍稍一看就能辨真伪。据从鸿逵在回忆文章中称：“只用数十分钟就能鉴定20多幅。”张伯驹曾对从鸿逵认真地说：“其实名家字画很容易鉴别真伪，要鉴别必须看过真品，看得越多越有经验。”他慧眼识金，在天津文物与书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海棠花谢了，张伯驹便邀请张牧石等到北京去看牡丹。张伯驹当时居住在北京后海南沿烟袋斜街，他有一帧摄于书房中的生活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中的张伯驹坐在沙发上，显得超然、率真，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晚年的张伯驹很爱猫，每晚睡觉时，猫就卧在他脚下。他认为猫是直率可爱的生命，比有些虚伪的人要强。照片中的那只猫是70年代初由张牧石的女儿张秀颖从天津抱送给张伯驹的。

　　1980年4月，张伯驹来津看海棠并应邀举办了两场京剧艺术讲座，受到热烈欢迎，一票难求。这是张伯驹最后一次莅临天津。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先生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