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兕”(sì)，《现代汉语辞典》中，解释为“雌的犀牛”，这种释义由来已久，大家似乎早已接受了这样的解释，很少有过什么质疑。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将兕与虎同列，将其比作一类凶猛的野兽。按如此这般解释，孔夫子倒是将犀牛视作可怕的猛兽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语出《论语·季氏》)。那么孔子究竟见过“兕”这种猛兽吗?孔子那个时代有“兕”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关于兕的释意，近年来也有学者对传统的解释提出质疑。笔者觉得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下面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以及考古发现，对此作一简要考释。

　　一、兕是犀牛吗?

　　文献中兕字及相关词组已有不少，如“兕虎”、“兕觥”、“兕甲”、“水兕”等，有的在解释上甚至已经约定俗成，涉及到名物等诸多方面。可是“兕”究竟为何物?这就要从字形的源头说起。

　　甲骨文中有类似于“■”和“■”这样的象形字，基本造型为头顶左右横置两粗角，有的角上还刻划几条斜纹，以象征角上的横纹，兽体又可分写实和简笔两类。唐兰先生首先将此释作“兕”字， 这种解释至今已成定论。殷墟卜辞所见兕的记录就有“获兕”、“射兕”、“逐兕”、“擒兕”。兕的猎捕方式同鹿、糜、豕相近，但相比而言，猎捕虎、象的记录在卜辞中就很少了，更不见射、逐这样的方式，一般为获得，具体方式不得而知。其中也有“擒虎”的记录，“擒”为挖陷阱内置网，从而可以生擒某物[1]。 作为猎捕的对象，兕在数量上要远超过虎、象，猎捕方式和难易度上也要比后者容易许多。相比之下，犀牛并不属于大群聚动物，通常只是以独居的方式生存。这样看来，甲骨文时期的兕并非是犀牛了。

　　目前对“兕”的解释以《尔雅·释兽》为早，释曰“兕似牛”，《注》曰“一角，青色，重千斤”，《疏》曰“其皮坚厚，可制铠。《交州记》，角长三尺余，形如马鞭柄”。关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现代学者认为该书最迟当在战国中期产生，其作者为齐鲁一带的孔门传人。东汉许慎的《说文》曰“兕，如野牛而青，象形，本作 ”。这些早期的文献对当时人对兕的理解作了详细记述。而一角之兽，现在看来，是独角犀牛无疑了。

　　“犀”字在金文中作“”，但卜辞所见的田猎所获动物中却未见类似字体。关于犀的解释，《尔雅》释为“犀似豕”，《注》解为“似水牛，猪头。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顶上，一额上，一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椭，好食棘，亦有一角者”。金文中的犀字造型与《尔雅》解释吻合。可见商周时期中原一带的人已经认识了这种大型的兽类。

　　先秦时期与犀相关的文献多有出现，如“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下》);“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墨子·公输》);“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荀子·议兵》);“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说苑·君道》);“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左传·宣公二年》)。这些文献至少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至迟在战国时期，人们所理解的兕的外形与犀并不完全相同，但应该有一定的相似度。

　　此外，从考古发现看，犀牛在商周时期并不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周代遗址中尚未见犀牛的骨骸[2]。商周青铜器中有一类仿兽形的青铜尊，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属于商代的犀牛造型，也有战国晚期的，但数量极少，相比象、牛、羊、鸟、虎造型来说，比例严重失调。不过象尊却在商代晚期极为常见。在殷墟的哺乳动物骨骼中，象与犀牛数量同样极少见，两者在遗址中发现数量相当，但反映到青铜兽尊数量上却极不平衡，其中必定反映了一种事实。笔者认为，同样是体型巨大的动物，但犀牛却不太符合殷商时期上层的审美观和宗教观;而动物本身的活动范围、数量和生活习性等方面也可能影响到当时人对两类动物的选择。

　　如此看来，兕的原型是犀牛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那么它又会是什么呢?

　　二、兕是野水牛吗?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骨骼种类和数量进行鉴定与统计，并发现数量在1000只以上的有圣水牛、仲面猪、四不像鹿，100只以上的有狗、猪、牛、梅花鹿、商羊等10只以上的包括虎、熊等，而犀牛的发现则少于10只[3]。另外从殷墟卜辞所见动物看，猎获500只以上者包括鹿、獐、糜等，100只以上者包括兕和豕，虎则在10只以下[4]。如此看来，考古发现的大量水牛遗骸与卜辞中捕获兕的频繁记录上有较高的吻合度。

　　殷墟所发现的水牛学名称作“圣水牛”，为短角水牛的一种，角短而粗，截面呈三角形，双角明显向后收拢弯曲，同现在的家养水牛角的形状有所不同，从形态上看也未见经过驯化的证据[5]。先秦文献还有一些关于猎捕兕的记载，如《诗经》中有一段话记录了西周时期渭河流域贵族们田猎时的场景，“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诗经·小雅·吉日》)。不过据研究，中国野水牛在公元前4000年及以前的华中和华南地区为遗址中常见之物，但前3000年后呈下降趋势，很少在遗址中发现[6]。

　　从兕的甲骨文造型看，其头部的一对大角，与水牛的形态也较为相似。甲骨文牛作“■”或“■”，与前面提到的“■”并非一物，也不见于卜辞所见田猎动物的范围之内，不过牛在祭祀中所用的数量却相当惊人，有时一次就达到1000头，而殷墟出土的用于祭祀的牛经过鉴定可确定为黄牛。

　　以上证据表明，在商代，兕有可能就是一种野生水牛。

　　三、 兕意之演变

　　关于兕是野水牛的观点，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早已提出，可惜并未展开分析。

　　国外也有学者[7]也有类似观点，其论据是兕属于群居，因此商王才能在一次狩猎活动中捕获多头。而犀牛则属于不喜欢结群活动的动物，故而很难一次猎获如此多的数量。此外，狩猎兕的方式包括弓箭射杀，但犀牛皮较硬，弓箭也难以射穿。似有一定道理，不过也有需要补充、讨论的地方。

　　那么兕如何被后人解释为犀牛，甚至雌犀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文献入手。上述文献中提及较多犀兕在一地共存的情况，更有形容兕甲坚厚的描述，如“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尉缭子·武议》)《礼记·檀公上》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显而易见，兕皮之厚，可与犀牛皮相匹敌。兕与犀能同时同地存在，而且体貌皮质也类似，只能说明在文献所载的那个年代，兕已脱离了最初的象形物，首先被视为犀牛的某一种属，转而又演变成一只雌犀牛了，这种解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犀》中曾有提及。

　　文献中还有一类称为“兕觥”的饮酒器，据研究，这类器物属于一种角形器，像江苏六和程桥春秋晚期墓中发现的刻纹铜器残片中，绘有一人使用一较长角状器饮酒的画面。同时也发现了其它属于商至西周时期的角状铜器实物，容量确实较其它饮酒器大不少。《礼记·礼器》“有以小为贵者……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故常被用来罚酒。不过，从发现的这些实物看，有的体形较圆，相对较短，疑为犀之额角。

　　至此可暂时下一结论了：在目前尚无更多证据之前，将卜辞中隶定为兕的字解释为野水牛较为合适。但由于这种兽类自西周时期后已渐为稀少，随着时空变迁，有关“兕”的影像在人们脑海中开始逐渐模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野生水牛已极为罕见，故文献所载之“兕”，也多属于早年文化的积淀，其本意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模糊，有的已很难确定是否就是卜辞中所谓的野水牛了。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意识里，兕遂与现实或传说中一些野兽结合，演变成了一个猛兽的化身;至后世，最迟在汉代，为了更好的附会这种“似牛”的猛兽，就逐渐将兕视作犀牛这种动物了，并被广为接受。因为这时的气候已逐渐干冷，犀牛也许只有南方的少数地方才可觅得踪迹。当时能够见到犀牛的人应属少数，士大夫们也并不了解这种动物的习性，加之犀牛的体型又很庞大，看似较为凶猛，外形与牛比较相像。这样便与“传说”中的兕结为一体了。

　　注释：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

　　[2]刘莉等：《中国家养水牛初探》，《考古学报》2006年2期。

　　[3]据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4页。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5][6]刘莉等：《中国家养水牛初探》，《考古学报》2006年2期。

　　[7]雷焕章：《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牛和水牛》，《南方文物》，2007年4期。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