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史或博物馆史学是由历史学科与博物馆学科交叉而来的，主要研究博物馆的历史问题，探索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尤其侧重于从博物馆自身逻辑出发，通过对博物馆历史活动、博物馆历史事件、博物馆人物思想和博物馆历史制度真相的恢复和重建，揭示博物馆学科科学化发展轨迹，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和借鉴。博物馆史在学科属性上主要属于博物馆学科，是博物馆学分支学科中的基础性学科。

　　博物馆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应以出现对博物馆历史的专业性学术研究为标志。我国最早对博物馆历史予以关注并在博物馆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比较详述论述博物馆历史的，也是博物馆学著作。可见，博物馆史研究最早是由博物馆学者开创的。因此，博物馆史与博物馆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这一点也许与教育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出身有所区别。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博物馆史研究的断裂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史研究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发展。中国博物馆史和外国博物馆史被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物博物馆卷，标志着博物馆历史的学术资源名正言顺地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殿堂有了栖息和表达的平台，从而初步塑造了博物馆史的学科形象。新时期以来，博物馆史研究有了许多可喜的现象，涌现出《博物馆人丛语》、《中国博物馆史论》、《博物馆演变史纲》等著作，一些博物馆地区史、专门史令人刮目相看。

　　但总的来看，博物馆史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是：

　　(1) 整个研究比较盲目，还处于自发发展的过程，总体水平不高。

　　(2) 博物馆史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依据时序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性说明，不少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或简单堆积史料的现象。

　　(3) 博物馆史的学科意识不强，从博物馆自身逻辑探索其内在规律的研究做得不够。

　　(4) 大多数仍然沿袭着以往的传统研究，在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缺乏开拓创新。

　　当前，博物馆史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研究价值也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质疑。面对困难和挑战，博物馆史的出路在于：强化“学科意识”，增强学科主动性、自觉性，对学科自身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地、有自主意识地探讨，促进博物馆史研究从自发发展向自为发展转变。

　　博物馆史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博物馆学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我在《应重视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拙文中说过：“今天的博物馆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博物馆的历史是当今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借鉴，也是理解当今博物馆的一把钥匙。任何博物馆问题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解读。”正如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烈特·卡尔指出的：“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1]。” 实践证明，博物馆史能够为博物馆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且在博物馆人员素质的陶冶上具有潜在性、持久性效力。对博物馆史研究的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是深化和开拓博物馆史研究的重要动力。

　　从今后一个时期博物馆史研究的路径来说，“学科意识”是提升学科自觉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使一个学科从自发发展向自为发展转变的前提条件。博物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能长期停留在盲目发展的状态，必须不失时机地明确研究目的、性质、作用和方法。博物馆史学者要作一个清醒、理智的研究者。正如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所说：“如果一般人对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感到不解，历史学者至少应负部分责任。我们历史学者早应该负责地 说明我们在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事值得去做[2]。”

　　当前，强化“学科意识”，拓展博物馆史研究，至少要做到下面几点：

　　第一、 提出学科建设规划。

　　科学研究活动是学科产生的前提。要从博物馆学科建设的总体出发，对博物馆史学科的产生、发展主动地进行规划，既要有较长远的考虑，也要有中、近期可行性设计，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里构建一个博物馆历史的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把中、近期规划落实为研究课题和项目，让更多的研究主题进入历史的视野，以课题和项目的科学研究带动学科建设。

　　第二、 以著述为导向，以现实性和理论创新为重点，建立有效机制，推动博物馆史研究的编撰活动。

　　编撰活动是学科产生的直接途径[3]。编撰活动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个人和团队的积极性，本着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分别进行外国博物馆史、中国百年博物馆通史、专题史、博物馆学各分支学科历史(如博物馆陈列史、博物馆藏品管理史、博物馆教育史等)、博物馆个案史及博物馆著名人物史的研究著述，并把这些编撰活动与研究课题和项目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中外博物馆历史资源发掘、翻译、整理、编辑出版的良好氛围，让博物馆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成果。

　　第三、 强化大学博物馆学系的博物馆史课程建设。

　　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学科的存在平台，在师生教与学互动过程中的知识再创造活动是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博物馆学系(专业)重建后，即在博物馆学通论课程中讲授博物馆史，但授课比重很小，只是作为一个章节而已，还不是做为学科意义上的课程设置，体现不出博物馆史的“学科意识”。

　　从博物馆学系学生知识结构出发，有必要将中外博物馆史从博物馆学基础课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门课程(或必修课，或选修课)，每周至少1-2学时，安排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以便让学生比较充裕地掌握历史上主要的博物馆思想和重大博物馆事件。同时，教师还应在本科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及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适度安排有关博物馆史的方向。实践证明，新学科的生成与发展，有赖于大学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中国博物馆学会及其高等学校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应当对此达成共识，承担起博物馆史学者的责任，推动博物馆史学科建设。

　　第四、丰富博物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

　　以往博物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受历史学的影响较大，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往往对理论与方法的自觉思考和研究不多。综观过去的博物馆史研究著述，大多囿于历史学的研究规范，所凭藉的主要研究工具和手段，往往也是来自历史学的传统方法，如历史分析法、历史考证法、文献分析法等，做一些线性的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较少博物馆学科的研究特征。这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固然无可厚非。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众多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大量涌现，历史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与借鉴，一些边缘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方兴未艾，都对博物馆史的传统研究规范提出了挑战。即便就历史学本身而言，20世纪后期，历史的学科基础和文化基础也受到质疑。这一切说明，博物馆史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及时调整自身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才能开辟研究的新天地。

　　博物馆史必须打破自身保守的学术风格，增强学科发展的自主意识，勇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有的学者指出，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4]。博物馆史研究，必须转变观念，以开放的心态，借鉴诸如新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解释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多元化的理念，扩大与不同学科的对话机制，拓展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增强认识的多元性，实现研究对象的多元化，成果形式的多元化，为博物馆史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博物馆史学科真正成为博物馆学的一门学科。

　　注释：

　　[1]【英】爱德华·霍烈特·卡尔着，吴存柱译：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李娟，刘立德：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

　　[3]孙锦涛，朱晓黎：关于学科本质的再认识【J】,教育研究，2007，(12)。

　　[4]张斌贤：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J】，教育研究，2000，(4).3149 字 2009/05/25。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