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共美术馆”?这其实是个值得追问的重要问题。这是由于，如果从完善的公共美术馆体制来看，恐怕当代中国的公共美术馆尚未完全达标，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美术馆。2007年曾与造访中国的美国某美术馆的馆长共逛京城，他提出先看看中国的公共美术馆，当然我们的首选就是最主流的中国美术馆，当时除了齐白石、林风眠特展之外都是当代美术的及时展示，观后这位馆长就追问道：现代中国美术史的展线到底在哪里?

　　的确，在中国的公共美术馆既没有古典美术史的超长展线，也缺乏现代中国美术史的固定展线。北京故宫的武英殿只能定期轮转展出50余幅历代书画，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美术品则因远离实体建筑而更为注重展示而非仅仅馆藏的功能;中国美术馆的空间容量亦制约了现代中国美术的长期展示，且其收藏条件曾一度堪忧，而诸如民生现代美术馆之类的民营机构也开始参与到当代艺术史的“知识整理”当中。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追本溯源，问题就出在“公共美术馆”究竟该如何加以定位?

　　所谓“公共美术馆”(Public Art Museum)的全译应该是“公共美术博物馆”，然而，美术馆这种来自西方的建制，舶来之后却出现了某种变异。在西方，美术馆就是博物馆的分支，并由于其审美的功能而成为“博物馆中的博物馆”，也就是被打造成了西方文明化的仪式。然而，在中国，美术馆的建制却是区隔于博物馆的，尽管主流美术馆走的还是“殿堂化”的老路，但是美术馆除了“审美化”的功能之外，本应承担的“艺术史化”的功能却被忽视了，而硬件条件短期内难以改善，又同时限制了这种艺术史的基本展示功能。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美术馆缺失的还有“教育功能”。贡布里希早已指出，“收藏的目的要求”与“教育功能的吸引”才产生了现代博物馆。现代时期的美术馆也主要分为“教育型”与“审美型”两类，而实际上，公共美术馆建制的基本功能理应是“审美化——教育化——艺术史化”的三位一体化。然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之下，中国公共美术馆的功能却被窄化为与“画廊”(Art Gallery)大致等同，许多美术馆或者成为了为艺术家们办展提供“一套龙服务”的展销机器，或者只是希望通过著名艺术流派与明星艺术家的展示来博得眼球的关注率，这种“画廊化”的美术馆发展趋势是值得忧虑的。

　　除了传统的殿堂化模式之外，发展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美术馆时代，为了便于展示现代主义艺术品，美术馆空间进而被规定为白方空间(White Cube)，俗称为“白盒子”。这又是美术馆展示空间的巨大革命，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后现代艺术的呈现所置身其间的现代空间似乎并没有许多改变。目前在中国，“白盒子”的展示方式也开始占据主流，各种私立的当代艺术展示空间，无一例外地将自己塑造成那种明亮通透、纯粹中性的“白光展所”，但它们仅仅成为了中产阶级文化分享的独化空间，从而阻断了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积极关联。

　　当代中国的公共美术馆要实现其审美化、教育化与历史化的三重功能，就要走出古典的“神庙化”与现代的“白盒子”的既定模式，而尝试另一条回归到“生活美学”的开放时空之路，在本土就已经出现了探索“黄盒子”展览模式的新尝试。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生态美术馆运动”(Ecomuseum Movement)的创新取向，按照这种新的理念，美术馆理应成为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民众共同设想、共同构造、共同管理的一种共享机构与展拓时空。

　　所以说，当代中国的公共美术馆如果要走一条“本土化”的生活之路，就需要突破西方展示格局的“封闭空间”，从而开辟出一条时空开放的“新的中国性”道路。这种新的公共美术馆模式所要强调的是：首先就是公共美术馆与本土文化结合的“地域性”。公共美术馆不应是全国一盘棋的，而是应建基在各地的文化积淀之上从而具有某种“地缘特质”。其次，公共美术馆并不应局限于封闭的建筑之内，要更为强调美术时空面对生活世界的“开放性”，也许生活空间的末端(如广场入口或者地铁出口)就可以被打造成美术馆的开端。最后，公共美术馆还要强调与大众直接融合的“谐和性”，如果一种24小时开放的 “永不落幕”的美术博览会模式可以得以实现，那么，大众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引导入美术馆的“大环境”当中，公共美术馆所要实现的功能才能得以最大化。

　　总之，公共美术馆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公共艺术时空”，对于大众来说，它理应成为一种当代的“审美生活形式”，这样，公共美术馆的“教育化”与“历史化”的基本功能，方都在其中得以自然而然的充分实现。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回归“生活美学”与“开放时空”的公共美术馆的中国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