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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的艺术

2011-02-14 09:21:27 李峻

  在今天,当传统的批评意旨和判断逻辑无法涉及当下语境的艺术特征时,一些艺术批评所习惯的预设逻辑开始出现了“失语”。也似乎就是这种失语的状况促成这些批评对当代艺术表现的不满和指控,认为大量非架上、反主体的艺术现实中个人主义的情绪与思想,使当下多元性的表现缺少社会学的意义和性质,呈现消极的社会态度。这种认识论以宏观性质上的社会假定来看待当今社会成员个人化思想的扩张,认为这些反主体艺术缺少对社会、民族的关注。有论者曾说,相对于“美的艺术”,作为一种观念的绘画……它的旨趣不是通过艺术去得到“艺术”,而是借由艺术反省“艺术”所寄生的每种社会状况,艺术被用以更为民主的直喻方式来替代思考的质量……最终成为最繁复而真实的社会档案兼具思想史索引的图像志。

  和语言的发展机制一样,艺术语言的产生机制同样反映了人对现实的适应性要求和对现实的反省态度。在现代文化价值的定义中,人们的多元化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景观”的定性作用,而使文化呈现出逐渐趋向于即时和生活化的倾向。时空、情境的变化和我们认定事物立场的迁移,构成一种互动,这不只是客观事物的变异,同时取决于我们视角的变异。在这里,建构主义更多地注意到在情境的遭遇中逻辑建构的可能性、变动性和适应性。对新的生存环境进行再次认定或价值重构,摆脱知识和文化的先定性之后,对现实的现场体验和选择是人类群落文化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和生存环境得以再生和繁衍的内在要求。

  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并不针对社会性质的对与错,而是抵制对人的各种制度的规定性中的现实性的把握和体验,因而,艺术是人体认这个存在的现实方式。文化便是在这个行为中产生,并对价值、意义给出指导和启发的,其特征强调了艺术的对话特征和叙事性质。因此,在大量的非架上、反主体的艺术现实面前,艺术表达并不会因为“个人主义的情绪与思想的多元化追求难以采用原有判断(意义---反映论)而进行一种宏观性质上的社会假定”。同时,也证明他们的艺术作品或行为也因此具有了艺术表现的社会学价值,反倒是这些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其对话特征和叙事特征明确地持有了文化的社会性质。这些艺术表现,无论是自语,或是“意义---反映论”所无法预设的意指倾向,其目的是与人对当下事物的(非社会预设的)社会态度和生存要求相关联,并通过这种要求实现交互性的文化意图。

  事实上,这种社会意图所呈现出来的批判功能是明确的,正是这些文化意图在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体验现实的存在和对世界的认知,就如同“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在个体的角度和层面上与他人对话,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不断揣摩,体味着“现实”与“我们”的存在。大象和盲人都会移动角度,因而,领悟的关联性和构建特征便总呈现出一个现场的对话,要求人作出相应的应对性思考,同时也应对性地改变认知,建立新的秩序。

  事实上,对现象的阐述所依赖的“逻辑”、叙事的意味是因“人”的文化要求建构的。这种“个人主义之后的情绪与思想的多元化追求”,不仅没有因失去“宏观性质的社会假定”而缺失明确的社会性质,这种当下语境的艺术表现反而通过对话的社会特征实现着艺术当代叙事的过程。这种叙事,不以宏观性质的社会意识和审美形式反映某种社会本质,而是通过应对、流变的阐释结构,旨在对话过程中,构建个人以及群体对社会生活的叙事。其作品的文化性质也正是依据对话现场所提出或试图提出的问题来获得界定。

  这似乎与远古的艺术性质相似,媒介性质决定着艺术在社会群体中的对话特征,无论在社会生活中是功利的、仪式的、教育的,还是纯粹为了艺术的缘故,艺术家的艺术行为不是对一件现成的、具有某种含义的东西装饰或描绘,而是通过描绘、装饰和使用过程,使对象成为生命的存在。艺术品不仅通过人的设计,还通过某种社会行为过程,使对象成为寓思想于物的存在。

  对事物变化、情境迁移的敏感,引发对事物性质做出逻辑重构和行为的对应,并将其组织成为有意义的独特样式。这不仅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它和艺术结构的形式一同产生。因而,叙事的逻辑是构建的,不是规定性的。艺术作为构成社会行为的媒介,如同语言一样,其文化性质总是根据社会的情境而生成。

  当代艺术的这种现场性和生成性,显示出对社会的应对性质和文化的构建要求,并通过叙述的逻辑特征注释着生活方式,其艺术也同样包含呈现这一生活方式的意味和特征的目的。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言语性质依赖特定的环境或相关性生成不同的意义,在对话现场形成交流,产生作用。无论这一对话的指向是形式的、经济的、思想的或是美学的。都通过这一叙事的领悟体现出它的社会性目的。因此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艺术行为,更注重媒介的对话性质,其本身并不注重对社会本质进行定义,也不是单纯显示某种特定的所谓美的价值。这种当下的艺术话语因其言说和对话的性质反映出体验和行为过程的建构特征,使艺术行为在体现它与社会的关联性时更为直接。

  作为一种策略,创造视觉文化,是否就应该抱有建构主义的态度,作为视觉媒体制造者的角度,参与到这个策略中,或者提供一个阐释的结构,或者成为提供阐述依据的材料,用一个新的逻辑或态度来体认当代这种“碎片化”的现实。艺术历史本身就是不断编撰与阐释的产物,艺术言语的行为必然成为不可勘定的活页,文化的生成性质正是应着社会中产生出的问题而引发人的行为和思考,题材的变化体现着世界观的演变和艺术态度的变化。

  艺术批评的目的在于对作品的文化性质做出判断,而理论者要依据文化的经历研究其规律,并为其建立逻辑框架,两者具有交叉,但目的不同,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强烈希望理论体系的前导性。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现代化”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式,我们尽管强调自主的特色,仍无法避免带有强烈西方特征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非生成性的西方模式成为首选,而自生理论的发展、运用呈现出艰难。原文化特征与现代化之间的适应性缺少一个渐进过程,现代化的迫进必然构成原文化适应性运用的迫进。因此,我们看待艺术的文化性质,仍需要通过社会文化实践的要求来领悟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李峻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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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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