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清两代各种记载柴窑的文献大多只有寥寥数语不同，民国时期的《钧窑考证》、《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古玩指南》和《古董辨疑》这几本书中论及柴窑之处内容翔实了许多，著者在引古论今的同时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兹选录于下：

　　“……何况武英殿中陈列之柴窑花器，人人目为不佳而怀疑者，固全体皆黝也。”

　　---《钧窑考证·上编绪论·第二章钧窑之釉色》

　　“……第九种为旧说所无，经予根据武英殿柴窑黝色花器，及予友所藏宋钧雨过天晴花盆中确有与柴窑相同之黝色……”

　　---《钧窑考证·上编绪论·第七章钧窑之种类》

　　“……宋钧胎质，与武英殿之柴窑相似，予曾以友人之宋钧花盆，两两相较，竟无稍异……”

　　---《钧窑考证·下编鉴认法·第一章胎》

　　“武英殿所有惟一之柴窑花器，色现黑黄，即马布庵所称之黝色……”

　　“武英殿之柴窑黝色花器，通体皆为兔丝纹……”

　　---《钧窑考证·下编鉴认法·第二章釉》

　　“宋钧底部所涂之釉，俗称为麻酱釉者，原为护胎之用……武英殿柴窑花插，底部所涂之釉，即属此种……”

　　---《钧窑考证·下编鉴认法·第三章底》

　　“柴窑，予所见者，仅古物陈列所陈列之热河行宫所藏大小两瓶及故宫所藏 口碗数枚而已。瓶式奇古，大者为黑黄色，小者为天蓝色带黑斑，似无红之均器。碗为黑色，带黄斑。碗内现黄色秋叶一片，似已被虫蚀者，异常俏皮。此数碗本存于清宫一殿中，其殿所藏者皆清以前历代有名之瓷器。置有若干木架，架上有屉，屉皆封锁。屉面有某朝某物若干件字样，知当时即什袭珍藏者。乃此数碗后在景阳宫陈列，故宫主者竟依某君之鉴定，改题为宋瓷，谓原题柴窑系清高宗之误，而又不能说明其理由，是真胆大妄为不顾一切者矣。据《居易录》云：严柱峰副宪曾矩示柴窑碗一，碧色，形制甚古，流光四射，非哥、定、宣、成诸窑可比。又据《七颂堂识小录》云：马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天青尚未足形容。布庵曰：余目之为绛霄。盖实罕觏云。足见柴窑除雨过天青外尚有他色，岂能以黑色而疑之。”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器式第五·柴窑》

　　“……按柴窑传世极少，故宫中尚可见之，究竟真伪亦难确定。至外间流传真者绝少。即其碎片亦等诸珍宝。甚有谓佩此残片，可以却妖毒、御矢炮，虽荒诞不经，亦可见社会人士之重视矣。”

　　---《古玩指南·第三章瓷器·第一节瓷器源流》

　　“……柴窑虽少而难得，以前故宫尚有陈列之者。所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信不诬也。釉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制精色异，洵为诸窑之冠……”

　　---《古玩指南·第三章瓷器·第四节瓷器之鉴别》

　　“……柴已不可多得，十年前在古物陈列所原有柴器数事，自南迁后一件不存。此后华北人士欲再一观柴窑样式，恐将无此眼福矣。至外边流传，从未有以柴窑炫世者，盖社会尽人皆知，除碎片外，绝无一件存在社会。即碎片之价值，釉水温润片块稍大者，在芦沟桥事变前，亦须四五百元。近五年来，在北京市场，从未闻有以柴片成交者。设今日有之，其价亦不能定，只在购者、售者之心情，多少均在情理也。”

　　---《古玩指南·第三章瓷器·第五节瓷器之评价》

　　“瓷器以秘色为最古，次则为柴窑。而柴窑之特点四，薄如纸为四特点之一，此尽人所知者。夫近代厚如盆之康、乾瓷器已极不易得，而谓薄如纸一碰即破之柴器尚能存至今日乎?后周柴世宗当国甚暂，所烧瓷器原即有限，而佳者尤微，在宋时已极难得。明代严氏父子假天子之力，经数十年之搜罗，仅得十余器，真伪尚不能十分确定，况今日又历数百年之沧桑，无量数之变乱乎?历时既久变乱又多，真器只有损毁而无增加，其为数必与日减少。故今日故宫博物院存有柴器尚属合理，若谓私人尚有保藏者，设非出自宫中，吾信其必伪也。且多年以来，社会之风习以柴窑之残器碎片制为绦环玩具已为世所珍，又谓得柴窑之残片佩之可以却妖毒御矢炮，是均证明柴器之不易得也。因柴窑完器之不可得，故造此神话以惑世。如柴器传世甚多，时可发现，则必无此谣言。有之，必可证明其不灵。因无柴器之可得，是此谣言之所以能存在也。且今世故宫所存之柴器，其真伪亦无法确定。盖柴器既系人力所造，则后世即能仿为。后周以偏安之局尚能为止，宋室以全国之力安知其不可及也?故今日存世柴器未必无宋时仿造者。总之，只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者，再不背于时代，便谓之柴器可也。至是否确实出自柴窑，则已无法追溯矣。”

　　---《古董辨疑·第十章瓷器考证辨·柴窑真器今日绝不易得》

　　“宋时仿柴器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江西永和市之吉州窑，亦多数专仿柴器。东京之东窑，亦专以仿柴为主，此皆最著名者。若其他无重要之小窑、杂窑所仿之器，更不能屈数。其仿之佳者，在当时每足乱真，鉴别已不易矣。”

　　---《古董辨疑·第十章瓷器考证辨·柴器宋时仿者甚多》

　　根据《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序》可知，该书“器式”一章为余戟门所新增。余戟门，名启昌，浙江绍兴人，《民国人物大辞典》中有其简介，主要历任清政府户部主事、民国大理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曾亲身参与了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展的点查故宫物品工作，1938年在看过邵蛰民的《古今瓷器源流考》书稿后，结合自己的经历见闻加以了校订和增补。余启昌的女婿赵汝珍是清末大理院少卿，入民国后曾任北京西城区私立培育中学校长，后在北京西琉璃厂荣宝斋东侧开办“翠珍斋”古玩铺，1942年至1943年间接连写就《古玩指南》、《古玩指南续编》和《古董辨疑》。由于多系亲历亲闻，这翁婿二人所写的几部古玩方面著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琉璃厂古玩店的眼学鉴定之道乃至整个北京古玩业的状况，可信度很高，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从所引文字中不难发现，余启昌和赵汝珍均曾提及故宫藏有柴窑器。赵汝珍在书中多次写到(柴窑)“故宫中尚可见之”、“以前故宫尚有陈列之者”、“十年前在古物陈列所原有柴器数事”，余启昌更是明确指出“仅古物陈列所陈列之热河行宫所藏大小两瓶及故宫所藏口碗数枚而已”。就此，笔者查阅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开始陆续刊行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其中景阳宫、养心殿和华滋堂、燕喜堂三处确有柴窑器记载，具体情况如下：

　　一.景阳宫

　　1.编号“律字一四七”的楠木架上，第18号为一空屉，旁注“屉内原有紫窑三件，宣统十年十月初四日上要去”。此处的“紫窑”应为“柴窑”之误。

　　2.编号“律字一六三”的楠木架上，第25号中有“无款柴窑铜镶口铙碗”一件。

　　3.编号“律字一六五”的楠木架上，第26号中有“无款紫窑铜镶口铙碗”二件。此处的“紫窑”亦应为“柴窑”之误。

　　二.养心殿

　　1.编号“吕字三三八”为“铜镶口黑色宋瓷撇口碗”两个，旁注“与景阳宫所见柴窑同，带木架”。

　　2.编号“吕字三四六”为“铜镶口黑色宋瓷撇口碗”两个。这两件碗应与编号“吕字三三八”的碗相同。

　　三.华滋堂燕喜堂

　　编号“吕字一八四七”的多宝格上，第42号为“柴窑小瓶”一个，旁注“瓶底有乾隆御题诗，带木座”。

　　需要说明的是，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量浩大繁重，当年参与其中的人为数甚多。由于采取各宫各殿分组分头清点的方式，而每个人的学识、素养、习惯又各有不同，故每册所记物品名称详略不一，这一点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开始的每一册开篇凡例中也有所解释：“同一物品而前后称呼互异或有名实稍异者，由于点查非一次竣事，前后非一人经手，故不免略有出入之处。底本真相不便更改，阅者谅之。”笔者前文所记录的都是在点查报告中明确标出了柴窑名的器物，可以想见，这几件柴窑器不会是清点人员所擅自认定的，而均应有原标签或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提示。

　　将点查报告中提及的柴窑器与文献记载相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大致吻合。乾隆皇帝曾在御题诗中提及宫中藏有柴窑碗七、八件，余启昌亦在书中声称故宫藏有柴窑 口碗数件，而这恰与点查报告中刊载的柴窑碗形制和数量相符。御题诗中吟咏的两件柴窑枕点查报告中未有记载，查故宫博物院于1930年刊行的《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亦无所记，且余启昌也未提及，不知是否在溥仪于1918年从景阳宫要走的三件柴窑器之中，或是在点查中被认作为宋代瓷枕，再或没有在报告中写明柴窑名称，又或早已流失损毁于英法联军的劫掠、八国联军的掳夺、上至溥仪下至太监的明偷暗盗、1923年建福宫的大火等内府收藏的历次厄难之中。华滋堂、燕喜堂中的柴窑小瓶，点查报告中说瓶底有乾隆御题诗，不知和余启昌所提原藏于热河行宫的柴窑瓶是否相似。《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中并没有专门吟咏柴窑瓶的诗，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亦不见记载，可知郭葆昌当年在辑录时并无遗漏。由此推断，这件瓶底部所题之诗有可能未收入《全集》之中(刘伟：《帝王与宫廷瓷器(下)》，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或者题的是乾隆皇帝某一首吟咏其他瓶子的诗，譬如前文曾有提及、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官窑小瓶》：“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下视永宣兹又贵，由来品第鲜常衡。”

　　乾隆皇帝的诸多咏瓷诗虽有对所咏器物特征的描述，但也有部分诗句过于修饰，语焉不详，令人难明究竟。好在参照余启昌详尽的补充说明后，我们便有了一窥故宫中这些柴窑器真实面目的可能。按余氏《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所述“碗为黑色，带黄斑。碗内现黄色秋叶一片，似已被虫蚀者，异常俏皮”，不难看出这是江西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碗的典型特征。尽管安徽寿州窑、陕西耀州窑、福建漳浦赤土窑(欧阳希君：《木叶纹装饰研究》，见《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四川都江堰玉堂窑和乐山西坝窑(张天琚：《罕见的四川木叶纹瓷器残件标本---兼议“木叶纹”工艺的起源》，《收藏快报》2010年5月19日)等窑口也生产过木叶纹瓷器，但综合文字记载与各窑产品实貌来看，余启昌所描述的应该还是吉州窑的黑釉木叶纹碗。这类碗在国内完好保留下来的不多，日本的博物馆中倒是存有一些精品。余启昌并未明确指出故宫所藏的“ 口碗数枚”是否均为木叶纹碗，若结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的记录来看，似乎不止一件。值得注意的是，点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件柴窑碗都镶有铜口，指的应该是乾隆皇帝在1787年所吟咏“内府数枚分甲乙”、“都为黑色无青色”的那一批，而余启昌详加介绍的木叶纹碗则未提是否镶有铜口，从字面上看似与乾隆皇帝1766年吟咏的柴窑碗特征相仿。当然，不可否认，木叶纹碗中同样也有镶铜口的，而且乾隆皇帝1766年那首咏柴窑碗的诗还提及了“色如海玳瑁”，这又像是在说吉州窑的另一个特色品种玳瑁釉碗。御题诗所咏之碗的面目究竟为何，恐怕也只有见到实物才能知晓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元代钧窑天蓝釉紫斑如意枕，从底部所刻《咏汝窑瓷枕》可知，这又是一件被乾隆皇帝误判了年代与窑口的器物。类似的瓷枕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也藏有一件，只是不知道底部是否同样刻有御题诗。需要说明的是，台北故宫所藏如意枕的御题诗句后署“乾隆丙申秋御题”，指明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但据《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此诗实际应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从两件瓷枕的图片来看，若套用到乾隆皇帝那首抒怀意味大于写实性的《咏柴窑如意瓷枕》诗上也未为不可。由此，笔者猜想，乾隆皇帝所题咏的两件柴窑枕很有可能也是和台北故宫与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两件瓷枕相近似的钧窑产品。

　　余启昌提及的黑黄色大柴窑瓶和荆子久提及的黝色(黑黄色)柴窑花器在孙会元《谈柴窑》一文中也有记载：“一九三○年前后，在北京故宫武英殿的清宫遗物历代窑器展品中，有一种‘显德年制’款识的深酱釉大口尊，似是明代河南产品，不知何时流入清宫。”如果此大口尊就是余、荆二人所述之柴窑瓶(花器)且孙先生判别无误的话，则又一件清宫内府旧藏的柴器可以从“柴窑名单”中被划去了。至于余氏所说“天蓝色带黑斑，似无红之均器”的小柴窑瓶，由于未见其他文献记载，其窑口无从准确判断，从描述来看或许就是钧窑器物也未可知。

　　诚然，判定清宫所藏之柴器实为吉州窑、钧窑等窑产品并不等同于已近乎传奇的柴窑就是吉州窑或钧窑这么简单，但它却为我们对柴窑寻根溯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发。设想一下，将吉州窑木叶纹碗认定为柴窑器的人，肯定是被其巧夺天工的构思与工艺所倾倒折服，至于“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黄土”等柴器应有的特征，哪怕木叶纹碗只有最后一点还算贴近也无妨。在赵汝珍看来，宋代的汝窑、吉州窑、东窑以及其他一干小窑、杂窑其实都是在仿柴窑，民国时存世的所谓柴窑器中恐怕有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宋代的产品。而且，赵汝珍反复强调，自古至今，但凡柴器，无论公私收藏，真伪都很难确定;进而，他更指出，只要符合柴窑器的每一个特征和当时的时代特征，就都可以称作是柴窑，但至于是不是真的柴窑，谁也没办法说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故宫工作人员的意见似乎与赵汝珍比较接近，但余启昌却有着不同看法。也许是因为身为清点故宫物品的亲历者，特别是曾作为钟粹宫、景阳宫等处点查组的组长，而恰恰又在景阳宫里发现有“无款柴窑铜镶口铙碗”的缘故，余启昌对有真正的柴窑存世坚信不移，因而对故宫中力主将柴窑改题为宋瓷的人深表不满。其实，余氏本不必如此敏感，从历史上看，柴窑在不少文献中都是被笼统归入宋瓷之中的。通过对木叶纹碗的判定，尽管尚有清宫旧藏的柴窑瓶、碗、枕等面目不清，可笔者还是倾向于认同赵汝珍的论述，这些所谓的柴窑器很可能确实只是一些宋代甚至更晚时期的产品而已。

　　就《古玩指南》中所提到古物陈列所的柴窑器自南迁后一件不存的信息，笔者查阅了1933年刊行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南迁物品清册》，可惜只翻查到其中的第一册，里边并没有《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记录的柴窑器。日军入关后故宫南迁的诸多精品文物中，古物馆总计装箱2631箱(傅振伦：《故宫藏瓷的播迁聚散》，《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南迁物品清册》第一册计有452箱(其中瓷器250箱)，故宫所藏的几件柴窑器应该在另外几本清册之中。古物陈列所先后四批装箱5414箱(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余启昌所言大小两瓶亦应在此之中。笔者想查阅的是这些柴窑器在《南迁物品清册》或古物陈列所的清册中是依旧冠以柴窑之名还是已经改称宋瓷或其他名称;而它们最终留在了大陆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段勇：《武英殿与古物陈列所》，《紫禁城》2005年第1期)还是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通过翻查《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及之后的各时期清册，也是可以明了个究竟的。笔者觉得，既然清宫旧藏的柴窑器并未在清廷覆亡后完全销声匿迹，那么有可能的话，还是应当将它们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这样对柴窑的进一步研究、哪怕只是摆脱文献记载的干扰肯定会有所裨益。

　　如果说明清两代宫廷内府珍藏的柴窑器尚且不能“验明正身”的话，那么诸如《清秘藏》、《珊瑚网》、《庚子销夏记》、《七颂堂识小录》、《居易录》、《香祖笔记》、《古欢堂集》、《文端集》、《水曹清暇录》、《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庵随笔》、《匋雅》、《柴窑考证》、《清稗类钞》乃至《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古董辨疑》等一干文献中记载的民间收藏更加无法让人信服。并非否定这些文人笔记自身的价值，只是谁也不能肯定它们所记载的就是确真无疑的柴窑。诚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同样也无法证明这些文献记载的都不是柴窑，但依常理而论，这些形制多样、传承无续的柴窑绦环、枕、洗、碗、盏、碎片、墨床、水盂等器物不能不让人生疑。傅振伦在《(陶说)译注》和《(景德镇陶录)详注》中透露郭葆昌曾以房产一处、土地百亩购买了一件传说出自山东黄县东北蔡氏墓的柴窑天青小尊。郭氏去世后其觯斋藏瓷归子女所有，1946年全部422件瓷器被故宫购藏，其中有一件“后周柴窑瓶”(李经国：《文博大家王世襄追国宝》，《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很有可能指的就是郭氏高价收购的那件天青釉尊。傅氏早已指出，天青小尊系伪造之物，并非柴窑。此外，傅氏在书中还提到过一件存疑的柴周亚戟瓶：“1930年，北平潘筱楼得圆明园旧藏亚戟瓶，光色绛霄，高33、腹围89.7、口径62.5厘米，底刻乾隆戊子御制诗，作《柴周亚戟瓶图考》，胡惟德序，译附英文本，似不可信。”(《(景德镇陶录)详注》版)经笔者查对，清代宫廷中确曾有一件亚戟瓶，但不是柴窑，而是周代的青铜器，收录于《西清古鉴·卷十八》中，尺寸与潘筱楼所得之瓶不符。笔者还查阅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但未发现乾隆皇帝在戊子年(1768年)或其他年份里有吟咏亚戟瓶的御制诗。其实，和现在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各种所谓柴窑器相比，历史上各朝各代的仿柴之作同样不遑多让，这一点赵汝珍在《古董辨疑》中已有所评述。像桂缘和补斋二先生在1929年7月18日《北洋画报》第3版上所介绍钤有“显德年制”阳文款的翠釉戟耳大瓶、孙会元在《谈柴窑》中所提到刻有“显德年制”阳文款的白釉罐、童依华在《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中所提到刻有“显德年制”钱形款的褐釉七孔花插(童依华：《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大业公司，1984年)、吕成龙在《中国古陶瓷款识》中所提到刻有“大宋显德年制”阳文款的建窑兔毫盏标本、马未都在《百家讲坛》中所提到带有“世宗遗物”篆书款的铜方杯镶孔雀蓝色残片以及本文中所提到印有“显德年制”宋体字款的各种色釉印花碗等，无不是仿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意欲猎奇图利的佐证。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万里便已走出书斋，开启了田野考古的新篇章，而笔者仅仅通过各种文献记载来探讨传世柴窑器的真伪，所作出的论断中有的确实还欠缺说服力，愿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就此予以点评指正。对明清内府与民间收藏的柴窑器持质疑和基本否定的态度并不代表笔者也否认柴窑的存在，无论坚守传统的河南郑州说、风头正劲的耀州窑说还是自成一派的越窑说，均有其立论之本，当然也都有各自的难以解释之处。像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长王红五所写《“五代十国”应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文中有关柴窑部分的论述，同样能给人以启迪。就在本文行将定稿之际，笔者又拜读了欧阳希君的搜狐博文《也说“柴窑”》，这才发现文中的不少观点欧阳早在几年前便曾谈及。不管怎样，笔者只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儿考证，证明文献记载中的各种柴窑器收藏，包括宫廷旧藏，基本都不可相信。事实与真理不容改变，如果历史上确有柴窑，其可资凭借的依据中也不该包括那些形形色色徒有柴窑之名、无有柴窑之实的“伪柴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