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沈阳新乐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遗址中发现一件炭化的木雕艺术品，曾引起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此件文物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其用途的新认识。认为木雕品并非是一件神品供器，而应是一件实用品，是史前先民用于束发的木簪，其“凤”形纹饰有可能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偶像。

　　关键词：新乐遗址 史前木雕品 发簪

　　沈阳新乐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自1973年发现之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在1978年发掘的2号房址(78F2)中，发现了一件已炭化的木雕艺术品，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这件木雕品的形态、纹饰、用途等问题，推测、猜想、论证，众说纷纭。为此，笔者也想通过对此件物品的观察研究提出一管之见，参与讨论和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仁指正。

　　一、炭化木雕品的出土

　　新乐遗址现已发现距今6800至7200年大、中、小型半地穴式建筑遗迹40余座，大型房址一般在90-140平方米之间，仅发现三处，中小房址居多。其中1978年抢救发掘的2号房址(78F2)属于大型房址之一，为半地穴式圆角长方形建筑，长11.1米，宽8.6米，半地穴残存深度0.40-0.80米。木雕品出土在该房址的西北角，最底层活动面上。从考古迹象分析，2号房址是因火灾而废弃，木雕品出土时已炭化、断成三截。同层位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炭化的木构架、梁柱建筑残骸等，出土的文物有：炭化骨镞、骨笄，陶、石、玉器，煤精制品等540余件遗物。这件木雕品在大火中幸免，未被燃尽，可能因半地穴坍塌将其覆盖或遇潮湿而炭化，才得以保存。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7245±165年。

　　二、木雕品的基本特征

　　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发表的《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中，将这件木雕品称之为“鸟形木雕”，呈长条形，上部为 扁平体，两面刻纹，下部为素面、圆柱体。“出土在F2的北壁西端，出土时折为三段，并列在一处，局部残缺，根据纹饰与木纹理推测复原。通长约40厘米、宽4.5厘米，两面纹饰基本相同，部分镂空，一面保存较好，一面较差，较好的一面是接近地面，较差的一面可能是火烧过的原因”。经过对此物体的认真清理，深入观察可见，此件木雕品应系用一柞木类硬木材料制成，材质较细腻。系先将原料削制成上部扁平，下部圆柱状外形，然后根据需要或用途经认真设计加工雕刻而成。

　　这件木雕品上部扁平体部分，约占整体物件的二分之一略弱，厚约0.3-1厘米，双面雕刻纹样相同相对。下部则削刮成光滑的圆柱状，直径从1.4-0.4厘米，从粗渐细，尾端呈尖圆形，并微微上翘，很有动感。上部与下部中间的渐变处，厚约1.4厘米。扁平体上部的雕刻纹饰部分边缘处似有宽约0.3-0.4毫米的轮廓线，在轮廓线以内分别用阴刻、浮雕或镂空的手法施纹，立体感较强。从外形观察，木雕品的上部顶端为三角体，三角体的一侧呈弧线。在三角体内，阴刻两道相应弧线，很似鸟类的“嘴”形。三角体之下为圆形的漩涡纹，漩涡中间雕刻的较深，似“眼”状。漩涡的一侧为菱形纹带，顺时针旋转而下形成飘带状。圆形漩涡纹及飘带之下为一段网状交叉菱形纹带，似“羽鳞”。此处纹带一侧残缺;另一侧有一半椭圆形镂空纹带，在此纹带之下则为4---5道并排的竖条状阴刻直线，似“尾”状。尾部之下残断，似与圆柱体相接，似“柄”部。因此可见，此件物品似由嘴、头、身、尾、柄五部分组成。此种分法，也在探讨之中。

　　三、木雕品究竟为何物的探讨

　　在一件木制品上雕刻出三角纹、漩涡纹、飘带纹、菱形纹、网格纹、疏状竖条纹，并且出现局部镂(透)雕，上部呈扁平体，下部呈圆柱体。这件文物究竟能反映原始先民哪些观念，记录什么信息，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和分析，反映出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件木雕艺术品是大鹏鸟的形象。新乐原始先民是以“高度概括的图案化的手法，雕成一个展翅翱翔的大鹏鸟形象”，“如两眼只用了两圈漩涡线，刻画出两目圆睁，观察乾坤;大咀只用了三线相交勾画出曲形三角;翎毛只用了几条直线;羽毛用略略的几条直线相交相对斜刻出的凸起菱形纹，确将一个大鹏鸟的形象，再现人们的眼前”。

　　第二种观点：认为鹏鸟也是凤鸟。认为鹏鸟是鸟的一种，鹏就是“凤”。并引用《庄子·逍遥游》中的神话故事以作说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认为鹏的体态比一般鸟大，飞起来犹如风起，很是威武。还引用《说文》指出，鹏是凤的别名，“凤飞而群鸟随”，因而把凤鸟当作了祥鸟、神灵来崇拜。认为“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鸟的形象与文献记载的‘凤’相符”。

　　第三种观点：是猫头鹰或渔鹰。易仁先生所著《文明探源与发现》认为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鸟是“猫头鹰”，“上边三角形是猫头鹰的耳朵，头中间部分是眼睛，眼睛下面的部位是猫头鹰的嘴，并试图将木雕正、反两面图案展开相对，合成一幅画面，这样我们不难发现猫头鹰的画面已经显而易见了”。同时又提出：如果我们再将原物的画面横过来观察“就会清楚地展现一只渔鹰的图案”，并认为“这件木雕品是猫头鹰和渔鹰的复合体”。通过展开合并的图案，可以清楚地看到画面所表现的是猫头鹰高高在上，悠闲自得，两只渔鹰驯服地用头将其托起，其位置恰似猫头鹰的两翼。“作为7000年前的艺术品来讲，其表现手法实在是相当高超，充分显示了新乐人的聪明才智，艺术品本身也更加突出了猫头鹰唯我独尊的王者风范”。

　　第四种观点：木雕品是鱼。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原始新乐人以渔猎为主要经济形态。这件木雕品呈扁平体，其上半部花纹部分，有头、尾、眼，有鱼鳞，这可能与新乐人的渔猎有关。还有人认为这件木雕品似羊，理由是新乐人时期已进入了原始饲养阶段，遗址中也曾出现过猪、羊的牙齿，尤其这件木雕品上部三角形很似羊的犄角。还有人认为是鹊雀，因为喜鹊嘴较大，羽毛华丽，尾巴修长，与其形体相似。沈阳市政府又以此件文物为原型，将其制成艺术雕塑耸立在市政府广场，定名为“太阳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标识性建筑。上述几种说法，既有引经据典，又有推测猜想，各持己见、难以定论。

　　四、对木雕品的认识及用途研究

　　新乐遗址这件木雕品的出土，带给人们惊喜与热论，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史前文物研究的又一个契机和平台。这件木雕品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远古的信息，通过上述观点和本人对其的观察、分析研究，谈一点粗浅意见和看法：

　　第一，木雕品是史前原始艺术品的佳作。

　　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质雕刻品，通体造型图案化，刀法娴熟，刚劲细腻，构图紧密，线条流畅，双面纹饰相同，阴刻、浮雕、镂刻技法展示于一身，因此，笔者认为它首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一般来说，对艺术品的定义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雕品，完美的构图，流畅的线条，应是史前先民的思想感情、理想意念及综合心理的有机产物，是远古先民为表达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而制作的精美的艺术产品。北京大学教授李仰松先生在谈到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品时，给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件雕刻品单就工艺水平看，可以说是当时我国辽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代表佳作”。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李恭笃先生称赞这件木雕品“刻工精细，刀法流畅，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木刻艺术品的杰作”。在距今7000多年前，新乐人类能制作如此精美的木雕艺术并不是偶然的。在湖北江陵枣林岗、荆州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鹰形玉笄、玉鹰笄，虽质料不同，但在器形和纹饰上基本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出“鹰”或“鸟”的形态，尤其是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凤环，如将“凤”的纹饰展开，其凤嘴、凤头部分与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鸟的嘴和头很相似。在同类型的遗址中，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一件极其写实的艺术品---木雕鱼形器，“全器呈鱼形状，如一条正在水中觅食遨游的鱼”，非常形象逼真。李仰松先生认为，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品虽然不十分具体，但至少“是一件夸张的动物形象”，也许已将某种动物抽象化了，或者将写实性与写意性进行了综合处理，而出现了似是而非的图案，即又像这又像那，让我们难以得到一个准确的判断。也许这正是艺术品的特定魅力所在。

　　第二，木雕品雕刻工具及实用性。

　　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雕鸟，虽然仅此一件，且是因炭化而保存下来，实属侥幸。但我们仍可推测，在新乐人所生活的时代，除经常使用的陶、石器外，木制品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从“出土的石器分析，其中不少是木工工具，如石斧和砍砸器是伐木工具，石锛是砍削木料加工木器的工具，石凿为对木器或建筑构件打凿孔眼的工具，这些都说明新乐人会加工木器”。这与新乐遗址相同时期的河姆渡人会用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制造出带隼卯的建筑构件，木筒、木桨、木碗、木雕艺术品一样。尤其是在新乐遗址出土的斧式雕刻器、圆凿式雕刻器、双刃式雕刻器等，有圆柱形和扁平体，两端多带刃，十分锋利，与现代雕刻刀极为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新乐遗址的木雕鸟是用同一房址内出土的玉质刀、凿雕刻而成，本人十分赞同。这组玉质刀、凿形雕刻器应为木雕鸟的主要雕刻工具，证据确凿。

　　关于木雕鸟的用途问题，《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中提出“鸟形炭化木雕艺术品很像是权杖”。还有的学者认为：“木雕鸟的柄部很长，占了全身的二分之一，类似权杖，按照力学原理，它是将柄部插在固定的部位，作为一种神圣的东西供奉。”也有的学者考证说：“古人把房室内之西北隅，看作神事活动的通神之地，而这件木雕鸟形艺术品，正出土在房址中之西北隅，说明这是先民把它置于神事活动、亦即通神之处，是把它作为神祇来供奉的。”同时也有的专家提出：“这件夸张了的动物形象的‘鸟形木雕’其用途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针对“木雕鸟”的实用性及意义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新乐遗址的木雕品不应属于“权杖”。所谓“杖”是指扶着走路的棍子，比如手杖、拐杖，应为一端手握着的长棍，应具备一定的长度。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用金箔包着的某种材料的“金杖”，长度在1米左右，若由氏族首领使用就会显示其权威性，具备了“权杖”的特点。而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雕品，其总体长度不足40厘米，雕刻的纹饰部分又占去了近半，如用手握住柄部，很难触地，更难以显示“杖”的特点。第二，从木雕品的现状观察，不应是插入某个角落被供奉的“神品”。木雕鸟虽然出土在2号房址的西北角，但在出土时，其尾部并没有插入土中，而是同其它残断的炭化部分“折为三段，并列在一处”。如果尾端残柄部是插入地下的，将难以在房址起火燃烧时炭化保存至今，或者尾端被酸性土侵蚀出现不完整的状态。现在观察木雕品的柄部尾端，并没有插入某物体或土中的痕迹，而显示出磨制很光滑圆润，并微翘起的现象，这说明它应是经常使用的一件实用品。另外，一般祭奉牌位等常常以一面文字或纹饰示人，背面多为素面，具有“固定性”，而新乐遗址的木雕品，则为双面雕刻，并且花纹相同相对，具有多角度示人的特征，具有“移动性”。因此，将其定为被插入某个角落“供奉的神品”更难以成立。第三，木雕品应是史前人类经常使用的物品---发簪。在新乐遗址出土的遗物中(F2)也曾发现有呈白色的炭化骨笄，因是骨制品则较细，并出土10余件个体，最长者9.6厘米。笄是古代先民盘头发用的簪子，特别是妇女经常使用。在同座房子里发现已炭化的骨笄，虽然与这件木质发簪大小不同，但性质应相同。从另一角度也可说明，当时先民已不完全处在“披头散发”的“野蛮”阶段。从新乐遗址出土的十几件玉串珠看，新乐人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已进入了一个“文明”阶段。能将一件木质材料，雕刻成束发的发簪，很不容易，更说明使用这件木雕发簪的原始先民有可能在氏族中是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

　　五、木雕艺术品是原始图腾

　　崇拜的产物

　　图腾一词普遍认为是印地安语，有“系属”和“标记”的含义，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象征。氏族社会和原始人相信，各氏族分别起源于各种特定的物类，大多数为动物(如鸟、兽、鱼、熊、蛇等)或植物，或太阳等。对于本氏族的图腾物种，常加以特殊的爱护和崇拜，或通过其它形式记录表现出来。

　　“图腾文化一般认为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从最初出现的原始宗教开始的。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为繁荣阶段，如北京山顶洞人在公共墓地、尸骨周围撒上许多磁铁矿的粉粒，还有的墓葬中在骨骼周围放置大量穿孔兽牙、穿孔石珠、钻孔石坠或穿孔海蚶等装饰品。这表明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可能把红色作为鲜血的象征，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人死后灵魂就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着和人间一样的生活。人死血枯，在死者及其周围撒上象征鲜血的磁铁矿粉粒，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复活。放置一些装饰品则表明，死者生前可用之物仍可带到另一个世界照常佩戴使用。应该说这是原始宗教信仰的最初表现形式。

　　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局部磨光或全部磨光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出现了早期的圜底陶器、平底陶器，到了晚期出现了三足陶器，出现了“砍倒烧光”的火耕农业，出现了原始狩猎、原始渔猎、原始手工业。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始人宗教理念开始逐步升华演变，原始图腾崇拜也逐渐形成。不但在埋葬习俗上出现了单独的墓区，还出现了仰身葬、曲肢葬、二次葬、多人葬于一墓多种葬式方法等，标志着原始宗教家族观念、灵魂观念、亲属观念进一步理性化。同时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群，在不断地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生活攸关的自然现象也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当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能带来意外享受，而有些自然现象总是带来祸害和伤亡时，又不能对这些现象有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引起恐慌的心态，错误地认为，在他们的周围存在着异己力量，这种异己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一切，是人们不可抗拒的。“为了使这些自然现象、自然力和自然物对他们不致形成祸害并为他们赐予幸福，所以对这些变化现象，采用膜拜、祈祷或用巫术、祭咒、舞蹈等形式影响他们，这些就应是从原始宗教信仰转变到原始图腾崇拜的最初过程”。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已发现有图腾崇拜迹象的遗址屡见不鲜。如河姆渡遗址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半坡、姜寨遗址中的鱼纹、鸟纹、鹿纹、鱼蛙纹;阜新查海遗址“石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女神像及生殖崇拜等等，都说明图腾崇拜更趋形象具体，更加成熟。新乐遗址作为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遗址，与中国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一样，是北方辽河流域最早出现原始农业、原始渔猎、原始狩猎、原始手工业的重要遗址代表。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经早已处在一个原始图腾崇拜的阶段。

　　一般认为原始崇拜，最初是从直接崇拜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本身开始的，原始人崇拜太阳、月亮、风雨雷电以及动植物等，是对其现象本身的直接崇拜。只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发生了演进之后，才会去追寻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存在，产生了万物有灵论，这样，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便发生了变化，从物体和现象本身变成了神灵。而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品就是这样一件已被“神灵”化的产物。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新乐遗址已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已进入了氏族社会较为繁荣的发展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和崇拜活动已成为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普通现象。如与其相同时期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鸟形象牙圆雕、太阳纹象牙雕刻件、猪纹陶钵等，都是原始崇拜的重要物证。第二，对自然和动物的崇拜是史前社会人类最初崇拜的共同特点。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雕品，不论像鹏鸟、猫头鹰、喜鹊、凤、鱼等，都和自然与动物有关。据有关学者考证，7000年前的新乐地区气候与现在辽南地区的气候相同，属温湿气候，比现今高3-5℃，雨量充沛，草木繁茂。台地上有“以柞树为主的阔叶林，林缘和河边坡地则有山杏、山里红、悬钩子、榛子等野生果树，河流两岸的平川地则有茂密的榆树林。雨季到来，河水泛滥，水势凶猛，秃岸拔树。枯水季节，河叉纵横，池沼棋布，水族富饶，鸟兽群集”。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会引发一些奇想，尤其是人们对太阳有规律的“晨起夕落”的神秘感，对能在天空飞翔的鸟类的奇异景观，必然会产生遐想和崇拜。《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中将这件木雕品定名为“木雕鸟”较为恰当，因为这件木雕品的外形、图案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鸟形匕的侧面相比较极其相似。不但如此，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雕刻艺术品中以鸟为题材的作品占很大的比重。刘军先生在《河姆渡文化原始艺术之探讨》中指出“河姆渡出土的雕刻技艺的确很出色，……有的可称图腾艺术”。因为在这些写实的图案中，不仅鸟的图像数量较多，而且鸟的形象被精雕细作，每件个体均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形态生动。“鸟”系河姆渡氏族图腾成为学术界共识。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品制作精良、雕刻完美，因此不排除也是一件图腾的显现物。第三，夸大的动物形象，抽象化了的图案设计，应是被神化、被崇拜的象征。新乐遗址这件木雕品图案抽象化、夸大化，或者说有复合动物的倾向。因此，在人们的观察中，即像鹰、又像鹏、又像凤、又像鱼、又像鹊。还有的认为嘴部以下的圆形漩涡部分很像太阳的光环，又像鸟类的眼睛，如果将其图案分解，右侧的镂空区域和下部又像一只长嘴渔鹰。而就是这种似鸟、似鹰的作品，难以确定具体名称的物体，常被看成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或抽象的被神化被崇拜的象征。如中国传说中的龙为鹰爪、蛇身、鱼鳞、鹿角、牛眼、鲇鱼须，能飞天、入海，能喷水火，能腾云驾雾，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神物。第四，作为某个族群的被崇拜物，不仅限于供奉和祭祀，或固定、插摆，放在某个“隅角”供祭拜，很多崇拜和信仰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如印地安人所信奉的鸟图腾，可以画在胸前、脸上，画在梁柱上，将鸟羽插在头上。良渚文化的许多鸟纹反映在玉器上。湖北肖家屋脊遗址、枣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鹰形玉笄、玉鹰笄，将鹰或鸟图腾反映在束发用具上。商周时期的鸟纹雕铸在铜器上。再如中国的龙可以画在旗帜上，画在衣服上，画在瓷器上等等。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品的设计、制作、工艺水平十分高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原始先民能对这件物品做到精心设计、精细雕刻，也说明这件物品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说，这件木雕品的造型、纹饰完全有可能是他们氏族部落图腾的象征，而直接反映在发簪上。但在古代凡能使用、支配和附设具有图腾图案器皿和纹饰用品的，常常是统治者的象征或徽标。也许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质鸟形发簪，就是氏族地位显赫的人所戴之神物。

　　结语

　　新乐遗址出土的鸟形木雕品虽已炭化，但论其造型和设计图案及半透雕的工艺技法，不愧是史前艺术品中的精品。在使用方式上，既不属“权杖”和那种竖立、插摆之物，也不应属于那种供祭之物，而是一种实用性较强的束发头簪。但从器物的图案中，从工艺水平看，尤其是从所处的时代及这件木雕品出土在氏族聚落较大的房址之中等情况综合分析，它并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发簪，它应是属于当时氏族首领所佩戴和使用的物品，并有着图腾崇拜的象征意义。至于是何种图腾，笔者很倾向于鸟图腾，尤其将其归属为凤鸟更为贴切。因为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或北方，有许多部落、部族都是以鸟为图腾崇拜物的。殷人是以“玄鸟”为图腾者;肃慎族即后来的女真、满人是以喜鹊为图腾者。但“新乐遗址出土的这件木雕鸟，大眼、大嘴，精美的菱形羽纹和呈梳状条形的尾纹，不是燕，也不是喜鹊，有人认为是鹏，实际上无此鸟，一般认为鹏即是凤”。凤在《山海经》中多次出现，如《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又《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五采之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海外西经》:“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等等，都出现了有关北方地区山川、河流地域中凤鸟之记载。其中翳鸟,《史记·秦本记》之柏翳，翳为凤凰。这些都应是东方、北方古代民族最早的原始图腾。更有学者认为“现在东北地区均属于‘东夷’范畴，因为东夷人就是以‘鸟’为图腾”的。新乐遗址正属于“东夷”地区，以凤鸟作为图腾崇拜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综上述可认知：新乐人使用的这一木簪很可能是原始图腾之徽帜，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首领所使用的最原始的头簪;也应是后来中国古代帝王后妃们佩戴的头簪、簪花的始祖，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凤簪。

　　摄影：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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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