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是一位精通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的爱国主义者，他深知：“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好似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他在1929年就异常坚定地指出：“中国的绘画，也有特殊的民族性，较别的国族的绘画，是迥不相同!”针对当时画界有人笼统地提倡“中西绘画结婚”的论调，他认为“真是笑话”，并认定“中西在绘画上永远不能并为一谈”。他反对妄自菲薄，主张努力追求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

　　傅抱石从未把美术看作单纯的一种技艺，他特别重视其人文精神内涵。“人品居其首”是他的一贯思想。他曾经借用“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三原则其实就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画家当然力求技巧的发展，但画家的全部基础不完全建立在技巧上，技巧必须伴着“文”和“人”，才能完成它的最高使命。

　　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他更强化了民族自尊意识，同时融入了现代开放意识。他呼吁美术家应当“为民族复兴去尽最大的努力”，成为“民族文化运动的干员”。为此，“必须结合在一个目标之下，发挥我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尽量吸收近代的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像汉唐时代融化西域印度的文明一样，建设中华民族美术灿烂的将来。”

　　由此可见，傅抱石对民族性的认识是辩证的，是建立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几点之上的、发展的、开放的现代民族意识，既反对了无视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了僵化的民族保守主义。

　　傅抱石从未把美术看作单纯的一种技艺，他特别重视其人文精神内涵。“人品居其首”是他的一贯思想。他曾经借用“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三原则其实就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画家当然力求技巧的发展，但画家的全部基础不完全建立在技巧上，技巧必须伴着“文”和“人”，才能完成它的最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