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王镛先生云：“追循前辈的足迹成为每个书法学习者的必由之路，与书法的衍变发展相同步，后来者自然而然产生了述史的要求，并逐渐衍化成为一项传统。”

　　出于这样的考虑，正是江南好风景，正是花开花落繁华极致的时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和湖南省政协书画室联合主办的“渊源与流变---简帛书法研究展”及“简帛书法研究论坛”4月19日在湖南长沙开幕。两千多年前的简帛书法在今人眼中、笔下，再次被审视、诠释，古树新花，相映成趣。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副院长李胜洪云：“‘简帛书法研究展’是中国书法院发起组织的‘渊源与流变---中国书法院系列研究展’的一部分。中国书法院通过公开征稿和提名推荐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本次展示的192件作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代书法人积极思考、大胆融合、不断创新的成果。”

　　确然，参展书家在参展之外，亦纷纷表达各自创作简帛书法的感想。

　　陈振濂：简帛书好像是一个人人都不陌生却又人人都觉得很难把握的对象。我在学习简帛书时，首先是认为它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是汉隶碑刻书法的“快写”，要在简帛书中归纳一些基本的用笔动作与技术要领;其次是要使简帛书的创作成为一种“不简陋”的创作，要能从中寻觅到笔墨表现的丰富性与线条语汇的丰厚性;再次是简帛书创作也应该是一种气雄势厚、讲究阳刚阴柔对比的“雄性化”的创作，而不是过去传统的汉碑石刻阳刚、简帛墨迹阴柔的分类。目前这样的尝试还只是初步阶段，随着学习的日渐深入，对它的理解，对它作为取消对象的把握，应该还会找到一个新的更有高度的标杆。

　　何应辉：近百年来，秦汉简牍的出土为中国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极为珍贵且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我于汉隶刻石多有研习，而简牍的资料虽不时翻阅，但读多而写少，意在体味汉人手写隶书运笔的内在节奏而助于对刻石书迹的解读。年前得阅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河西简牍》(马建华主编)，以为是近二十多年来难得见到的从书法艺术的视角选编秦汉简牍的一本好书。此次选临即出于其所载马圈湾木简，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这批木简为西汉宣帝(前73一前48年)时期所书，已是成熟的章草，但绝无后人书章草那样的程式化与刻削感，写得十分浑朴、简劲、率宕畅逸，在所有的简牍隶草中，其气象的宏达尤为突出，最令人激赏。此次临作乃选字重组成篇，顾及到章法的变化与完整。创作对联时因平时对简牍字法的记忆储存不多，颇费了一点查寻之功。把简牍的小字写成大字，如无汉碑书法实践的基础，恐难对付。如常作简牍之书，此作或可增益率宕泼辣之意势。

　　刘桂成：楼兰简纸墨迹十分分散，且大部分皆为残纸，用之作范本临习，较传统经典的《张迁碑》《兰亭》等理所当然就增加了“整篇临习”的难度，有些精品小件不但残缺且正面、背面皆有文字。这些文书为当时戍边吏士所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书写者水平不一，但都是真实的墨迹，且具多姿多样的书风面貌，视之为书法临摹范本，其价值固然不一般，实现了书法学习中倡导的最难能可贵的一句话“与古为徒”“与古人对话”。

　　毛峰：几十年来我试图从博大精深的秦汉简牍书法艺术中寻找书法历史的厚度，从近现代书法成果中发现当下的审美趣味。我知道，他们有时候显得格格不入，我相信艺术的陌生化会使它们的协调成为可能。

　　我更愿意用一个现代人的情感经验来表达秦汉简牍书法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所以，我倾心于秦汉简牍的“不规范”和反程式化，它们的个性和自我的充分展现，它让书写艺术从程式中得到释放，从而可能再现新时期书法艺术多元化的可能性。

　　我比较醉心研习的《敦煌马圈湾木简》，共有一千二百一十七枚，包括隶、草、行三种书体。我从书法艺术的视角来判定，字体应界定在章草向今草、狂草演绎过程中的形态。书法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一简之中，布白也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书写者显然已具备很高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说有大家风度，开后世狂草体势一点都不为过。此简册局部的“十”字、“恐”字、“后”字、“时”字、“当”字和“发”字的纯熟草法完全可以和晋唐大家媲美。但是这并不是文人、书法家之间的书艺交流，而是西汉中期与新莽之间敦煌境内军士、庶民日常应用字体，乍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神奇、绝妙，叹为观止。

　　何国门：我留意过，现代身边的普通人写个证书、告示、标语等是十分偏爱用隶书写的。金农的漆书是在尚未有汉简出土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却与汉简书风十分暗合，令人称奇。其实不奇，就算金农之前没有出土过汉简，在金农身边一定不会缺少隶书的普通写手和大量的民间隶书墨迹，这些民间隶书等同于汉简，风格也同样千姿百态，善学者一样会得到创作的灵感。

　　李建人：人最难得的是自知。所谓自知者智，自知者明，书法创作的探求亦然。每日面对先贤遗迹，残碑古帖在纸上描来摹去，笔法、章法这些表面的东西很容易学到，然而更深层次的探索应在于这笔墨之间蕴含的意味。古人的思想往往深藏于笔墨氤氲之间，也许你能感受到的东西并不是古人的全部，恰恰重点就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渴望的，你的取舍正是你对未知世界的感性选择，百转千回之间，这种感觉逐渐明朗起来，你越发觉得只有这些才是你要追求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定位最终是自我审美意识的觉醒。也许你会远离社会主流意识，其实，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生存，生理、心理莫不打上这个世界所处时代的烙印，因此现代的艺术观首先是自省，把自己定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个定位，就是艺术灵感的爆发口。

　　汪海权：魏启后先生胜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米芾的东西，更看到了王羲之以前的东西。所以他知道了王羲之的来路，就不会迷信王羲之。不迷信，就敢变。我感到现在很多人的艺术观念、语言似乎巳经被固化了。固化了，就迷信，艺术感倒成了次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是过于强调取法于大家，这是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思想所迷惑了。其实这个思想不攻自破，因为假设有个大家公认的“上”，按照这个逻辑，这个“上”就决不可能是“取法乎上”了。这个“取法乎上”的思想到了康有为时代就被彻底地颠覆了。

　　康有为等的贡献是空前的，但局限性也是有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我们都能见到的这么多的竹木简、帛书、残纸出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强调取法碑版、墓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帖系书法翻刻已坏。现在竹木简、帛书、残纸的大量出土，那个翻刻已坏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比康有为幸运!

　　我学习简牍书法的目的：破除方块的认识，破除空间安排的既定规模，破除笔法的文人化倾向，看看书法到底是怎样变化的。

　　对于简牍书法，我觉得那种和谐的韵致还是非常充足的，很是自然轻松地就完成了我们难以效法的意味。但，如果说简牍中是否有后来文人对笔墨所赋予的文气、书卷气等等一些东西，那我就觉得是个问题。所以，取法民间还有一个雅化的问题，当然，我知道雅化不等于规范化。

　　倪蔚睦：简牍书，是民间书法之一种。对它的取法，书法界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吸取民间艺术的养分，在其他门类艺术中是得到一致的肯定和重视的，但在书法界却有着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民间书法被认定为“丑书”“俗书”，向民间书法学习被认为“取法起点低”云云。我们不否认在当今书坛存在着很多真正的“丑书”，法不成法，俗不可医，但这绝不是学习民间书法的结果。无论如何关注民间艺术，学习民间艺术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学什么，怎样学。我的方法则是“择临”，即选择碑、帖中结构奇特、用笔超卓者，临上几十或上百遍，务求弄清用笔的起收转承，结体的开合关捩，边临帖，边造字，以临帖知其所以造，以造字知其所以临。自己感觉这样非常有利于造型能力的培养以及汉字空间构架的创造。临习简牍的方法，更应以“择临”为主。古时写竹木简，是记事，为日常生活的需要，只求准确表达，而书写则比较随便、自由。因此存在着很多非常粗糙、非常随便、对书法来说价值不大的东西。况且书写者大部分是戍边服役的士卒、囚徒，环境严酷，必然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东西。不过，也许这些粗糙和不规范的结构、用笔、章法等等，正是可以吸取的东西。以“择临”方法，掠奇、提炼，即摄取古人与当代审美要求趣味相通的格调、风味，应是学习简牍书最关键的一环。

　　据了解，此次展览之前，中国书法院2007年9月在苏州举办了“二王及帖系书法研究展”，此次简帛临创之后，“晋唐楷书研究展’和一系列相关的学术研究展亦将次第展开---期待着这些诚恳的探索能对当代书法的发展产生应有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