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堂(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博士生)：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来宾，包括我自己，大都是在“不惑之年”即40岁左右。在展览之前我和几个朋友商量过，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不惑之惑—不惑之年的书法创作思考”。希望大家尽可能少谈我本人的书法作品，而是要多谈一些我们这个年龄段对书法创作的思考，希望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今时代背景下，40岁左右的书法创作者的所思所想。

　　查律(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博士后)：前不久我在《中国书法》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抒情的名义—书法创作的自我贬逐》，1980年代以来对于抒情的强调，导致书法创作应有状态的位移与质变。书法创作有一个资源的问题，这个资源包括功与情两个方面。功是要学的，情是自己有的。创作是建立在功与情这个基础上的资源开发。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边开发边养这个资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总体上来讲，资源非常丰厚，开发出来的创作质量就会很高，这个资源就好比是造房子的地基。对于书法的把握，可以在资源的筹建的过程当中，放眼远一点，宽一点，同时有一个可持续的问题。40岁是一个警惕，是一个提醒。我跟朋友谈中国的书画创作，是论45岁的。因为到45的时候，天赋的资源用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功跟上，情也没有被你继续养育，那你的创作也基本到头了。衡量一个书法家以后是不是能成大家，看他到45岁是走上坡还是走下坡，如果到45岁走下坡是没戏的。我们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段，要有对以后几十年的预设，要留余地，不能全部开发完了。我的资源就这些，掠夺性开发，就跟片面追求G D P，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存环境的灾害。有一句话叫“养气不动真豪杰”，你对生命的保护、保养到了一定度上，你才能使创作作为生命的自然流露，丰沛自然。我们现在讲情感的抒发有点过，书法里面的情感是一个流注和流露，而不是非常激越的东西。因为激越和井喷是一种消耗，是对生命的集中消耗，而流注是养气不动，自然的流注对生命不是一种损害。像水在瓶子里面，非常满的时候轻轻一摇摆，流出来是好东西。你到30岁40岁，要使劲晃荡才能摇出来，这个时候对身心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张弩(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元堂选择“不惑之惑”作为座谈主题，他是真诚的。我想他重点想解决的是一个方法问题，即40岁以后怎么搞?往哪儿走?大字历来流传得很少，明清以来有大字，但也不多。实践的人太少，留下的创作经验就十分有限。元堂这件大字，尽管写得还不够成熟，但很有探索意义。写大字的姿势问题、技法问题、审美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实践、研究、总结。

　　还有一点，历史上的草书家非常之少，楷书家也不太多。因为楷和草这两种书体是最难的。我们济南有一位名士，把今草和章草作了一点结合，他写今草，把纵处向横处作了一点让步，做得非常好。草书、楷书，加上大字，这三个突破点，我觉得可以探讨得深入一些。这或许是个不错的课题。

　　郑训佐(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元堂平时给朋友和同道所呈现的面貌，多是小字，但这次拿出了大字，我想他对这次展览所展示的大字应该有一个自我定位，就是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他应该能认识到自己目前大字有某些缺陷。他最终拿出来了，显然是基于一种特定的想法，即通过展览，尽量把自己的优、缺点暴露给大家，征求全方位的意见。一般人对待展览的态度是尽量展示自己的优势，元堂能够把这种带有探索性的、不大成熟的东西也拿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大概也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进步。

　　王忠勇(广州美院书法教师)：在创作当中，你以古人作为依靠，写一种比较纯的东西，难度相对较小;而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艺术感觉和艺术形式往一块砸，需要勇气，也需要才华。我觉得元堂这个展览里面，透露出了一种探索—把章草的某种特征和他追求的传统行草书，有意识地去嫁接，让它们交织杂糅在自己笔下。显得高古灵动，独具特色。这个出发点，应该继续坚持。

　　当代的展览中大字作品已经成了一种趋向，而且越写越大。为什么大?像元堂展览中的大字，第一张扑面而来，排山倒海。我觉得元堂应该是倾注了很多心血，比较满意，因为写这么大，能够不出大毛病，已经相当不容易。我看到过一些真迹，像王铎的大字条幅，应该是写得很轻松的。毕竟王铎生性喜欢写大字，他写得多。我感觉元堂骨子里的秉性应该是比较灵动的。所以写大的东西，偶尔为之可以，这么大的东西是出力不讨好，也累。只要离开平时那个状态，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张精品，因为它已经脱离了人的生理极限，太大。

　　梁寒云(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教师)：一个人学艺术，正常情况下起点不可能很高，不太可能最初就能遇到王羲之那样的大师。这种可能性很小。从艺的过程中，还要吸收其他方面的素养，该读的书要读，该扩大的知识面要扩大。这样的话，拖来拖去也就到了30多岁。所以，黄宾虹说，学者30而外，从事书法乃至从事中国其他传统艺术，要“明其途径”，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攀升。但很多人都是夭折在这个过程里。30多岁的时候，作品可能有毛病，但是你感觉他年轻、有锐气，作品至少有种新鲜感。但是十多年下来，或者二十几年下来，进入50岁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写的还不如30多岁的好。这种人，30多岁的时候可能都是凭着小

　　聪明写字，走不远。这里面牵扯一个问题，古人说的底气。底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多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也都想创新，有这种意识当然好，但问题是你拿什么来创新。画到最后还是那个样，不是不想变，而是没有变的底气了。 “不惑之惑”后面那个“惑”，应当理解为你用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从事艺术，在40岁以后能够继续往前走。因为40以后，你的艺术敏感度可能不如20岁的小伙子，体力可能也要差一点。但到这个年龄都有一定累积，对人生未来有一个规划，发现自己，每个人沿着自己的路去走。

　　赵彦国( 中央美术学院书画比较方向博士生)：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他是说人到了40岁能再像年轻时那么莽撞，那么易冲动，在面对人生的大是大非和根本道理时应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不要迷惑。并非指具体求知层面的困惑，后者则需终其一生去解读的。现在把书法作为一种纯艺术的创作，当成一种单一的课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本身的自然的东西。现在有各种风格，评价不一，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是可以作为一个恒定的标准去衡量的。那就是无论写什么样的风格，在你的字里面看不到糟粕，看不到浮躁，看到的是像老牛耕地似的沉着和踏实。最后，我想说不惑的年龄，心态上决不能迷惑，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在艺术追求上则要永远充满困惑，充满对未知领域的热情，永远痴迷下去。

　　刘懿(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元堂素来强调不管是多大的作品都要放笔直书，一气呵成。目前元堂的大草创作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激情流动，一种是浑厚苍茫。展厅正门的那张大作品，我有幸目睹创作现场，五张丈二宣纸由元堂夫人帮他拼好，铺在地上，女儿端着墨盆，因为写那么大的字，写时根本看不到全局，只能凭自己对这种创作状态的把握，写完后，爬到三楼和四楼，从上面往下看，才能看到那些字写得是否满意。这样反复写了十几遍。挂到展厅里时，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呈现他想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作品在这个阶段只能做到这样。希望元堂继续沿着自己的想法干下去，不要真的缠绕在困惑上。

　　陈培站(暨南大学博士生)：我谈三点。第一点，时下流行一种观点，硕士和博士只是作研究，不会写字。我认为元堂的展览对当下的这种说法是一个很有力的反击。第二点是关于碑帖结合的问题，这是老问题，也是个新课题。当下的“二王”书风，越写越秀，越写越甜媚。其实“二王”的作品里也有章草的东西，表现出一种苍茫、古拙的气息，碑刻的某种方面亦然。元堂的创作秉承了碑帖歧分而一途的传统，做着溯本求源的探索。第三点，元堂在史料的整理、归纳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史观，最终形成了他不与人同的风貌。尽管他现在做得还不是很完美，但能够引起我们创作中的一些思考。

　　刘春(南京艺术学院古书画鉴定博士生)：元堂写诗，作散文，皆缘情而发，下笔性灵流淌，自然成象。他以艺术的方式生活，书法只不过是他表达生活的方式之一。元堂的大字能随势造气，气象蒸腾，小字能精微生韵，韵致逸动。这是他作为艺术家在技术层面和心性方面的过人之处。

　　当下，迷恋于“二王”用笔程式而缺失个体丰富而鲜活的表达是“二王调”书风的主要书法生态样式。结果只能是千人一面，众人一调。另一方面，以现实艺术流风为方向，遵照展览的标准去创作，虽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份蛋糕，但假如以此去衡量书法艺术的本义我觉得很可笑。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对“二王”经典充满敬畏之情，敬畏丰富而生动的笔墨技巧下面那颗鲜活的心灵。

　　周善超(江苏教院宿迁分院艺术系主任)：近十年来，元堂一直是以小行草创作为主的，很少看到他的大草作品，或许他想在大草上寻求突破，而他写小行草的那种健劲、短促的节奏和大草的那种流畅、绵延，不带多少弹跳的动作完全不同，我个人认为元堂兄对大草的实践与探索尚在路上。

　　我认为不惑之惑的“惑”不仅有“迷惑”之意，还应含有“困惑”之意。40以后的书法路怎么走才能算好?或许有的渴望市场的追捧亲睐，有的追求书协领导职位，有的期待专家、教授的头衔。但这些普遍认可的成功标志是否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艺术生命的全部内容呢?值得我们深思。

　　徐鸣浩(“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书法在古人和一些前辈那里，是作为一种修为去做的—“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由技而道，没有长期的修炼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环境变了，可能有些人对书法的认识也不一样了。但我更倾向于古人那种方式，用前人的话说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认为书法最后的状态，就是一种心性流淌，(王)忠勇说如果任由心性，则可能流于荒率。我一时没找到答案。后来思考，之所以流于荒率，还是因为我们的心荒率，或者说修为不够吧。

　　严寒(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访问学者)：我认为过了40以后，要养，养吾浩然之气，养心，当然首先是养好身体。前几年有一个青年书家，为了参赛，写字写死了，不值得。艺术这东西我认为还是养出来的，技巧锤炼之外，更应从诗词歌赋、历史哲学以及姊妹艺术方面吸收营养，若能活到百岁，就是人瑞了，诸艺通会，“人书俱老”，下笔自然超妙入神。

　　胡俊峰(渤海大学书法硕士)：看了展览感觉元堂的创作变化很大，作品形式、书体风格非常多样丰富。我也同样喜欢读他的随笔和篆刻!每每读完意犹未尽。一个能书、能文、能画、能篆刻的博士当下又有几人?我当见贤思齐。

　　周兴恒(职业艺术家)：我觉得元堂充满激情，又是个非常理性、细腻的人。他写得很精致，很用心。不惑之惑，正因为有惑了我们才会去思考。有的人，他写字写一辈子都那样写，就是缺少思考或思考不深的原因。元堂的字写得很积极，没有程式化。

　　王成才(济南宗远铸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圣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怎么来理解其中的不惑呢?我认为不惑是相对的，而惑是绝对的，人类无时不受惑的制约。人生苦短，精力十分有限。除去用于生存的精力，能专注于艺术的精力则是少之又少，所以就出现了被许多人视为捷径的各种流行风。所谓流行，其实就是从众。与其说是创作，实际就是抄袭、造假，是没有生命力的，最终会被艺术所唾弃。反之，按艺术规律办事，找准定位，发现自己的惑，用真诚的态度和毕生的精力去解之，才可能闪烁出属于艺术，属于你自己的那束光芒!

　　张宇星(职业艺术家)：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二三十岁学书法靠的是才气，四五十岁靠的功力，六七十岁是靠学识和修养”。书法的成功并非全靠时日的造就，更多的是一种领悟和阅历。以往的书家其书法修养并非全在字中，朱熹说过“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气质才是书法中最难找寻的东西。相比而言现在的书家更多的缺少古代书家的那种字里行间的书卷气，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我信奉陈寅恪先生之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思想有多高，人便能走多远。

　　嵇小军(职业书法家)：元堂这个展览是我们省里面青年书法家第一个个展，展览的意义大于作品的展示。希望元堂以后多回来。

　　刘恒章(牟平博物馆研究员)：任何艺术，作为理解是一回事，表现又是一回事。理解艺术须撇开基本概念，但是表现艺术的时候，前提就是一个技，紧跟着是进入道。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技的层面表现出来的提升，反映的是对道的认识的上升，即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技和道我始终感觉是两者交错上升的。

　　方建光(书法教师)：傅山在评王铎的时候，说王铎40岁之前极力造作，40岁以后天意可攀，遂成大家。我觉得这个“极力造作”，是指40岁之前解决技法的规律，是认识的积累。技法要在40岁以前，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做，都要知道，要明白，我觉得就是一种唯美的过程。在这之后，则是个人的抱负，是各方面的一种修为。

　　张继华(济宁学院美术教师)：元堂很矛盾。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这种感性，在当你看到他从生活中整个的人生经历走过来时，他的所做感觉又很合适。他写书法，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慢点”。我后来也是思考，假如慢一点还是元堂吗?他写的小草、大草，跳的感觉很好，其中一件有怀素的感觉。他的这种感觉是潜在的，并不是靠理解所得，但非常准。他可能说不出来，这种东西是不能表达的，它是慢慢梳理的，他干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这种潜质无形中在引导着他。我觉得元堂的创作不是靠理性，是靠感觉，你让他光写大字或光写小字，都做不到。经常矛盾，这就是他。

　　齐玉新(中国书法家论坛C E O)：前不久我在温州看了纪念弘一的展览，他写得非常认真，没有像写书法那样写，可能就是在写字。我们现在写这么大，是用肉眼人为地放大，会有细节的缺失。40岁，应该是人生的坎，当身体开始衰老、机能减退的时候，是不是每天还在写?书法最终是落实到一个玩的心态。如果你能活到一百岁，你就是大师。

　　曹钝夫(职业画家)：各位老师从书法专业的角度谈了很多看法，似乎纠结到大字与小字能不能写，书法的“养”与生命的年限上，我觉得我们的观念未免保守了些。首先，今人与古人对于作品的阅读方式有所改变，创作方式与审美取向随时间发生变化，为什么要将晋唐与当下的审美画等号呢?我们看王羲之的线条跟黄宾虹的线条已经发生变化了，为什么要拿旧的法则硬套呢?写大字可以，只要是能力所及。再者，书法要“养“是对的，艺术高度与年龄无关，不是说“养”到老作品就一定大成，年轻的艺术家为什么不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呢?有许多经典并非是艺术家垂暮之年创作的。

　　党现强(鲁商传媒集团)：不惑之年是开始做茧的年龄，如果没有日后破茧的能力，那就是作茧自缚，但是不做茧，蚕的生命没有依托，也会死定的。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急切地做一个厚厚的茧房与外隔绝，必然限制艺术品的鲜活性，随人作计又要失却自我。那怎么办?《庄子·山木》：“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不惑之年的书法也应处于做茧与不做茧之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风格的形成如水没荒坡，自然成形。这种不作为其实是大自觉，理性总在背后牵制着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