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印象主义对形体、色彩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做了最初的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取得了完全胜利并被当作经典彻底送进了博物馆，艺术创作的天空显得空前广阔，但却又令人不知所措，“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后现代”这一术语的用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而70年代后期“尽管对究竟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特征还争论不休，但’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一般地适用于二次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这种现象预示了某种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从而使得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见《“后现代主义”：一种历史观念的概括》)。自70年代现代主义被送进了博物馆以来，对现代艺术风格的变异模仿、极端观念艺术以及古典主义的复归同时并存。没有主流艺术与非主流艺术，没有真正的古典艺术，而现代艺术也成了历史。后现代艺术虽然沿用了现代艺术的种种形式、语言，却抛弃了现代艺术粗暴的偏激倾向。在这个“现代主义之后”的时期，并没有统一的艺术创作标准，没有共同认可的风格，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威。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更彻底的、风格倾向层面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化。虽然后现代艺术是现代主义的自然承续者，在它体内保留了现代主义的形式与方法基因，但也映射出对传统的精神回归。此时的“后现代主义”不特指哪一种艺术风格或流派，它只是一个时期─一个“迷失在宽容里”并期待奇迹出现的时代……

　　对于中国的视觉艺术创造者来说，现代主义更像一个迟到的巨婴。伴随着震动的狂喜，在“主流”警言般的指责中快速地成长。这一切在成熟的西方现代主义与本土主流的传统艺术思想之间，自然地搭建了一个“后现代”的表现舞台。反思20年来形形色色的艺术思潮，自“85新潮”前后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表象的刻意模仿，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的隆重上演，却也随之怆然谢幕。这是一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也是一个转折点。它让很多人由此激动，让很多人由此消沉，也让更多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那段时光，一个相对理性的时代由此悄悄地展开，这个时代于是有了更多思考、更多觉悟、更多宽容。自此，“错位的现代主义”被“宽容的后现代”缓缓地覆盖了。其实，在整个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我们曾不自觉地度过了一个扭曲的现代主义狂潮。当“文化革命”从文化上几乎最彻底地阻断了我们与祖先的精神联系时，这场20世纪最大的“行为艺术”以它自己的方式制造了一个文化真空。经济的不发达和生存的最低要求使我们在建筑、室内、服装、餐饮甚至情感等方面，最自然、最根本地实现了任何功能主义大师也无法实现的毫无修饰的极限功能主义。当我们今天很“学究”地、用充满羡慕的语调矫情地重复“装饰即是罪恶!”时，岂不知道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年代可以理解为“装饰就是死亡!”。然而这不是“功能”的胜利，这是审美的历史悲哀!这种悲哀在设计界表现地尤其明显，很多没有历史观及辩证观的学子在造型能力和文化思想沙漠化的背景下简单亦矫情地附和着“少即是多”的豪情鼓噪，却并没有能力将堂堂正正的建筑、容纳精神的室内装饰做成“纯粹风格”的丰碑，而鼓足勇气依样画出的蛇却多了些许毫无自信的小脚。每每此时，我开始怀念先秦的诡异机巧、秦汉的伟岸丈夫、盛唐的宽容华丽、宋元的典雅大方、明代的优雅、清代的繁缛精巧了……

　　既然我们遭遇的现代主义是一个时间、空间上“错位的现代主义”，那么思想与形象的混乱则成为当今“后现代”的一种自然现象。这其间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时尚的误导，有自身的失察也有教育的失误，“信息时代”的不期而至、“文化趋同论”的疯狂叫嚣使我们漠视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存在。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文化殖民主义掺杂着“拜金主义”现象在不知不觉中导致着发展中国家民族艺术文脉的式微。短视的“功利主义”和误导让许多学子将秦汉建筑装饰形制错辨为“和风”，满口“ABC”、“e时代”却读不通“诗”、“书”、“三字经”……。谈到造型艺术，必先谈及文化的源流与文化的自信，失去源流的文化与没有自信的文化，无论如何装腔作势，都只可能成为历史的垃圾。毫无疑问，在20世纪之初芝加哥的摩天大厦前，我们很难要求一位衣着褴褛的华工同胞坚守自己的文脉与自信，但在今天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国际环境下，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并已经看到了现代化曙光的中国人眼里，更应该努力找回的便是更深层意义上真正的文化自信心。就像我们并不能确切定义对乔伊斯方式的拙劣宣扬是拥有自信的态度，但我确信我们有更多的视角与思想需要对当今世界表达。因为我们是生活、生长在现代中国的中国人，因为我们关注我们的环境，因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经纬度上的大跨度国家，也同时是一个文化风格特征上的大跨度国家。此间有众多的民族与悠久的文明史，每个地区都有异常丰富的文化沉积与造型艺术元素。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容纳其他国家有益的艺术理念与体系，同时我们更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与智慧，通过新的理念与体系使我们本土的艺术特征与民族血脉完美合一，使我们的“奇迹”真正从文化风格上展现其独特的一面。

　　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环境中已被宽容地接受且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面对20年前曾令我们目瞪口呆的作品，今天已能够会心一笑。无论我们的作品是否拥有所谓“后现代的价值”，但它们依存的环境已具有一个相对宽容的后现代背景。虽然艺术的形式表面还未出现明显的原创特质，但中国现代艺术关于观念、主体性与文化认可的关系，事实上已构成对新时代中国文脉的寻根运动。对中国文化精神根源和当下时代背景的同时强调已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地域主义是可资凭籍的精神力量，也是当代艺术家努力探究的方向。这是一个文化艺术生成的时期，也是当代人的一个机遇。时代在等待的只是充满民族情感且执著而深刻的创造者，当中国文化满怀信心地正视自我的时候，我们隐约看到后现代的高峰在不可思议的东方。

　　如果我们说“后现代”是一杆旗帜，那么，民族的血脉就是这杆旗帜上最鲜明的标志!□

谭大珂 王涵乙 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