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景德镇超写实捏雕陶艺引人注目。近年张育贤创作了许多难度极大、形象逼真的写实陶艺捏雕作品。“渔篓与猫”、“雨夜”、“蜗牛”、“竹趣”、“荷塘佳音”等超写实的小型瓷雕，有如一首首田园诗般的清新可爱，显示了艺术家对大自然、生命的无比热爱和精微体察。作品“荷塘佳音”表现了在一片碧绿的荷叶上蹲伏着的一只机警又栩栩如生的青蛙，观赏这件作品，仿佛使人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池塘，听夏夜蛙声片片，远离了城市喧嚣。荷叶和青蛙都制作逼真、生动，充分地发挥了瓷泥、颜色及烧制的特性。捏雕瓷艺“白莱蜗牛”是精致的田园小品，蜗牛制作得纤小、精致，一静一动，一大一小，与微卷的白菜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创作的“白菜与七星瓢虫”充满情趣，高白泥制作白莱叶，菜叶材质细腻、薄透，白色的叶柄泛出白中透蓝的光泽，双面精细雕塑，筋脉处理得惟妙惟肖，叶片则渐趋黄绿色，着色过度自然。白色的叶柄上，缓缓爬动着一只红黑相间的七星瓢虫，起到画龙点睛之功，与平静的叶面产生强烈的内容与色彩对比，令作品生机盎然。这一系列作品广受重视，在艺术市场上受到一些收藏家的追捧。从景德镇陶艺发展的趋势看，做“超写实性”田园小动物陶艺，仍不失为一种理性和聪明的选择，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脉络的、值得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这种既新且好的动向和趋势，我们对它进行考察，以分析这种艺术在当代所具有的特定文化意义，以利于我们探索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陶艺发展之路。
　　“超写实性”是借用当代西方艺术的一个类似概念而来。超写实绘画在西方也叫照相写实主义，又被称作超级写实主义，是流行于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它几乎完全以照片作为参照，在画布上客观而清晰地加以再现。照相写实主义的写实几可乱真，但它对所有细节一视同仁的处理，则暗示了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此外，照相写实主义画家有意隐藏了一切个性、情感、态度的痕迹，不动声色地营造画面的平淡和漠然。这种表面的冷漠之下，其实包含了某种社会观念，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精神情感的疏离和淡漠。
　　在西方陶艺界，有一大批从事“超写实性”陶艺家用陶瓷材料来制作一些高度写实的艺术品。60年代末至70年代，作为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美国艺坛出现了莱斯利、安德烈、汉森等人，其作品的逼真程度让人如面对照片或真人。日益发达的科技和丰富的材料为这种风格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种风行一时的潮流不可避免地给美国的陶艺界带来了活力，并出现了一批像莱文、理查德•萧、杰克、斯坦切克和日本的三岛喜美代这样具有超写实风格的高手。
　　下面，我们尝试比较一下张育贤与理查德•萧的超写实作品。
　　在美国和世界上，做写实性雕塑的陶艺家为数不少，而能做到像理查德•萧作品那样乱真程度的还真不多。水果、扑克牌、烟盒、烟头、火柴棍、树枝、铅笔、金属、罐头瓶、油漆桶、信件、笔记本、书籍、鞋子等等，其逼真让人叹为观止。在制作程序上，理查德•萧先将选择好的各种实物翻制成软模，并用瓷土注浆成与原物一致的形状；高温成瓷后，再采用丝网印刷和釉上彩装饰工艺，将原物的色彩逼真地还原到瓷器表面，使作品形态、质地、肌理等无不与实物相一致；最后将作品根据需要组合在一起。他手下的这些物品都极为普通：生活所需的各种食品、消遣娱乐的用具、书籍等。采用极耗时间和心智的超写实手法来还原这些普通之物，正是理查德•萧更好表达自己艺术观的一个途径。人们在观看他作品时所产生的真假概念反复更替，不断强化着对他高超技艺的认同。使人们得以审视“真实”的外表下所蕴涵的物质与物质、物质与生命的诸多话题，进而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怀旧情结而具有多方位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指向。
　　张氏的此类作品，是在传统陶艺的基础上迎合现代市场需求而探索制作的写实性陶艺，它不像西方派作者那样完全无情感复制某一生活用品，在体裁上有所选择，如荷叶、青蛙、蜗牛、白菜、螃蟹、鱼篓等等。这些体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田园、大自然和农业文明的象征物和诗化的对象，并一直不断地为中国绘画、文学、工艺、甚至音乐所表现。尤其是在后现代社会现实中，这种象征形象和可贵的诗意是现代人艺术梦境的中心。
　　张氏作品不是摒弃情感和主观思想，而是追求情感与诗意，它回应的是当代艺术中的情感缺失的“理智”和冷漠，以及技术制作的复杂与精巧；它捍卫的是艺术中最本质的东西：即美与诗，善与情。当然，它是用高度技术和材质来成就，显示出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中国传统陶艺中写实性及高度技巧性的一面。西方超写实主义为了反证传统艺术，标榜其个性与理性，走向了美与诗意的反面，一个既不美又没有诗意的世界。而张氏写实性陶艺在总体上表现的是大自然，是人们心目中最美丽、最精巧、最富于情趣性的小生命，这就是在自然田园中的生命写真与象征主义。它意味着东方的美与象征主义在当代的复活。因此，当代景德镇出现的“超写实性陶艺”与西方的“超写实性陶艺”之间，相同在高度写实，但不同在于前者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田园诗与美，追求自然抒情的情感，有东方自然田园象征主义的色彩；后者则完全为客观复制，摒弃作者的任何主观情感，美与诗也随之缺失，呈现的是西方后现代的“虚无”情绪。因而，在西方陶艺界出现的那种超写实可称之为“超写实性复制”，而景德镇的这种超写实可以称之为“超写实性象征”。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指向与文化意义。
　　张氏作品也许代表着当代景德镇瓷坛对现代艺术市场的一种积极的能动反映，传达对大自然田园生活的情感向往，同时体现出浓厚的东方文化气息，反映出当今社会生活中追求生命感和情趣性的精神特征。这种特征是值得我们艺术家所肯定的，它也是我们在艺术探索中必须始终捍卫和追求的东西。而理查德•萧则远离美与诗，也看不到其中作者的情感，是西方后现代“虚无”、“荒诞”艺术的表征。张氏的超写实性田园、自然、生命小品，以高度精炼的瓷泥，高度复杂的技巧，高度细微的观察，浓缩成一种让人惊喜、回味不已的生命情趣与田园情感，在本质上是对生命的一种精巧的礼赞，一种以昂贵材料、昂贵技术、昂贵人力、无限耐心和绵长情感而成就的瓷艺挑战。它必将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谱写出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