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辞世以来，有那么多纪念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渺予小子，不必凑数，迄今未写片纸。然而，正如福楼拜所说：寂寞是无声的蜘蛛，善于在心的角落结网。在我寂寞而流连于艺术存在的时候，总会有吴先生的蛛丝马迹爬过心网。他已90高龄，不算短寿，但他竟走了。还是有些早。

　　当代中国画坛，吴先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它增加了艺术界的色彩。懂画的在说吴冠中的画好，不懂画的也在说吴冠中的画好。吴先生成为了一个象征和旗帜。其实，我们艺术领域也有不少“美盲”，包括“艺术家”与“理论家”。吴先生说得好，“美盲要比文盲多”(吴文题目)，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糗文和糗画呢。

　　吴冠中先生的画好不好?肯定见仁见智，各有所好。愚见以为应该话分两说。吴先生主要学西画，油画是主业，成就当然主要在油画。像《房东家》、《崂山》、《太湖》等一批油画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优雅之作，必须肯定这些画作的艺术价值与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地位。如果因为不喜欢吴先生的中国画(墨彩)而否定他的油画，恐怕就很不客观。而吴先生的墨彩类作品，则争议较大，好恶两极。愚见以为，好则未必，坏也没坏到那么严重，毕竟，吴先生是一位本质上的艺术家，他对美的追求与感受力，并世也不多见，只是他的墨彩类作品缺乏一种传统和功技基础，因而仅具形式美，欠缺不少深厚的内涵而已。新则新矣，奇则奇矣，意蕴浅薄，没有笔墨功力之美，不够耐看。这是必须两说的。

　　提到笔墨，必然让人联想到吴先生与张仃先生那场“公案”。这是颇费口舌而未必能说清楚的事情。以愚之见，笔墨并不只是中国画成熟期的一个艺术元素而已，笔墨是典型的中国画的表现、审美、鉴定的骨体;没有它，也就没有了中国画的形质与神韵。犹如一个人，要依赖他或她的血肉之躯来体现这个人的存在一样。因此，笔墨是中国画“生命”的“本体”，意蕴、气韵、气象、格调、境界都是从“笔墨”中生成或体现出来的。所以，不是“唯笔墨论”，也不是“笔墨中心论”，而应是“笔墨即骨体”、“笔墨是形、神、气、意、韵、格、境、品、质”的所在由来，或谓载体与中介。因而，懂笔墨即懂经典中国画，有笔墨然后有中国画，有笔墨美然后有中国画之美!在这一点上，人们的分歧，也就是对于中国画理解的分歧。吴冠中先生以及认同吴先生观点的人们有一种非常西方化的理解：认为笔墨只是一种形式或表现元素，具有抽象性，它可以多可以少，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强可以弱，因此，它也就可以有可以无。“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笔墨，其价值等于零”(《吴冠中谈艺集》266页)，吴先生的认识并不错。但接下去，吴先生又说：“但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同上引)。显然，就又自相矛盾且很极端了。既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吴先生既提出“绘画形式美”，并指出“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同上引，22页)，为什么此后又对笔墨这一“形式”、“抽象”元素如此深恶痛绝?愚见以为，这不仅暴露出吴先生对传统艺术和艺术传统理解上的粗疏浅泛，也多多少少体现出他论说上的非学理性习惯。在人们质疑他的墨彩类绘画“没有笔墨”的时候，他的过激的反应于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也是一种潜质心理逆反情绪借助于艺术学术化的表达而已。它不可能严谨，更不可能很学理化。它是吴冠中式的“斗士”语言，或“艺术家”式的直觉表达。因为依照吴先生对“笔墨”的认识，笔墨是完全应该归类于“形式”元素之中的，而“研究形式美是艺术家的天职”，“不研究形式美的艺术家是不务正业”(吴先生语)。而此处，吴先生却在“价值等于零”的结论前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一个前置词，岂非自相矛盾，令人匪夷所思?

　　在此，本不需要旧话重提，究此一观点不放，只是借此透视已经成为古人的吴冠中前辈的学术思路，同时也藉尔思忖一些推崇吴先生的人士的理论逻辑罢了。

　　在高度政治化和艺术日益变为意识形态标签的时期，吴先生呼吁艺术的形式美以及抽象美法则，显然有其合理性，也令人肃然起敬。只是，吴先生太不严谨，又有自相吴越处，就让人遗憾了。

　　吴先生因有上述的中国画理念，所以其所作墨彩类的“中国画”，就不姓“中”。他口诛笔伐的笔墨及笔墨的屋漏痕画法，正是他的致命缺憾。吴先生不以缺憾为缺憾，反倒倒戈一击，大批“笔墨美”及其价值，的确体现了一种吴冠中精神。

　　虽然如此，愚见以为，吴冠中作为一位敢于直言、直面当代艺术现象流弊而勇于发表见地的艺术家，是值得尊敬的，是难能可贵的。在艺术作品日益市场化、功利化、庸俗化的时风中，吴先生登高一呼，毕竟有一种警世省身的作用，也让世人听到了一种真实声音。我因此而敬佩这位前辈。为此，吴先生的离去，让我这个晚辈内心觉得怅然。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吴冠中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吴冠中更可爱可敬。吴先生晚年喜欢放言无忌：“一百个齐白石也比不上一个鲁迅。”显然，我也想说：“一百个鲁迅也比不上一个齐白石。”吴的话前缀是：在思想界。愚的话前缀是：在美术界。这不可比的比较从吴先生口里说出来，竟然可以被这个时代无限夸饰放大，可见，这个时代太可笑了，笑后，我无比凄然。伟大的鲁迅先生已然太伟大了。然而，就是在思想界，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功过恐怕也要两议。“鲁迅们”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枯拉朽，其流弊今已日显。愚见以为，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的掘祖坟运动，并不能一味肯定，合理中有不合理在。因此，也不必非在任何领域都拿鲁迅说事儿。当然，此非本人本文能力所及，就此打住。

　　晚辈喜欢背上画夹跋涉于大江南北写生作画的吴先生，也感动于勤奋笔耕、勤于思考的写作着散文的吴先生。从中，我感受到一颗火热的心与一个艺术的人，那是执著热烈又勤劳朴素的艺术家本色。倘若时下中国多几个吴冠中，艺术风气会更浓。但是，我无法推崇吴先生的“中国画”，无法认同他对中国画的许多言论。特别是他对黄宾虹的批评，更让我不能苟同。愚曾著文说：不懂黄先生的画，也就等于不太懂传统文化的理趣与境界。黄先生在他的笔墨世界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志道依仁游艺”的大文化境界，非仅“笔墨”二字所笼牢;而是以笔墨精神体现了一种民族文化精神，这是需要再三玩味才能有所体会领悟的，非深入国学三昧不可。而吴先生一类观点站在西学立场对黄先生的误读，也正是黄先生生前之所以必然寂寞的缘由之一。如果吴先生读不懂黄宾虹和齐白石，我不奇怪。但这也无害于吴冠中的特殊价值。藉着吴先生，艺坛很热闹。吴先生去了，艺坛也还有许多良知吧?

　　20世纪90年代，我写了篇文章《望尽天涯路---读吴冠中》收在第一本我的文集《精神的逍遥》里，因此结识吴先生。吴先生因此记住了我这晚辈。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侧耳倾听他的言论并遥望着这位前辈的。在吴先生去世前约半年多，我们于中国美术馆巧遇，他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喊出了“墨梅生”三字，我不免于感动，他随后即更正：“啊，梅墨生!”这声音有些嘶哑，但很亲切，至今犹记。

(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