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美术史论研究状况已然发生较大变化，表现在多方面，如研究对象、现象和问题日益扩大，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等等。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创作、技法类的『内部研究』日渐减少，而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的『外部研究』呈日益增多趋势。其实，两者并无高下之分，在学术史中，两者常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从二十世纪诸如『美学热』『方法论热』等各种现象中不难看出，这些『热』，本身就代表了某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优势地位，以及所呈现的『偏移』。

　　把对创作、技法的研究视为『本体』，也与我们最早对『美术史』的定位不无关系。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被视为美术创作的附庸，应该为美术创作服务。因此，关于创作、技法的研究，自然成了『本体』，因而也获得了权威地位;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美术史论研究方法中的『考据学』，乾嘉以来，其权威的『本体』地位也一直不可动摇，进而成为衡量其他研究方法的标尺。

　　在现代学术背景下，怎么界定美术史论的『本体』和『外围』，怎样推敲研究目的、方法及其边界，的确是美术史论工作者需时时面对的问题。

　　陈寅恪说过『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美术史论研究中的各种『偏移』，其实正说明了学术研究并没有停滞。现代学术层面的美术史论研究为时很短，也就一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来，国外的美术史论著作、人文社科类著作不断引进。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泥沙俱下，呈『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因此，我们需关注的是，种种现象到底是学术的『时髦化』趋向，还是一种真正的『与时俱进』?

　　这样看来，纠结于美术史论的本体、末体的偏移问题，两者高下优劣问题，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种研究方向、角度、方法是否有益于增进我们对于美术史论，抑或视觉艺术、文化研究的认识，进而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影响。至于是否要努力成为『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好像并不重要。以福柯《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例，我们就很难定义它属于社会学、历史学还是哲学。可见，现代学术所关心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问的深度和广度，而非表面的『标签』或『归类』。

　　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所使用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是否推进了我们对某一学科的认识，是否做得足够彻底?比如，我们对于书法史论中的形式构成演变史(如书体、笔法、结构、空间、章法的历史演变)是否已经相当完备?我们对于古代书法家的生平、作品和评价与影响的研究是否已经做到没有遗漏?我们还可能从哪些角度，使用哪些方法进行更深、更广的探讨?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在『本体』和『外围』『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等方面可做的事情还非常多。笔者认为，只要能很好地增进我们的认识，创作与技法的分析与考据学、『女性主义』等研究，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和谐共存。

(本文节选自邱才桢《重要的是问题本身》一文，原载《美术观察》二○一○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