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图案”、“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逐渐转化的过程。无论是20世纪初期作为设计的代名词，还是后来作为艺术设计学科中一个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图案”及相关的图案学理论在中国现代设计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雷圭元(1906-1989)作为我国第一代图案学家、图案教育家的杰出代表，穷其毕生精力，在图案理论和教育领域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中国式的图案学理论与图案教学思想体系，奠定了整个中国图案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现代设计理论、教育体系的基础。图案之于雷圭元，既是符合美的规律构成的平面纹样，也是手工艺、建筑装饰、工业产品的设计，更是创造中国人艺术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好伴侣”。在近七十年的图案研究与近六十年的图案教学实践中，他从未放弃过对图案的本质---创造艺术化生活的追求，并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一、初识“图案”：实业救国之道

　　雷圭元祖籍江苏松江，1906年生于北京西河沿松江会馆。他自幼喜爱绘画、雕塑和各类民间艺术。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科举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在满清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从小便接受了来自传统儒家文化的启蒙教育，并逐渐培养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1921年，15岁的雷圭元考入了国立北平艺专绘画系的中国画专业，被中学部的图案科录取，开始了系统的图案学习。当时，以俞剑华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图案与工业生产的关系，并将图案视为发展工业，振兴国家的核心内容。此时的图案，很大程度上具有今天“设计”的含义。雷圭元对于图案的认识，便始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国立艺专课程的设置是全面的，不仅有工艺、国画等专业课程，还有戏剧、音乐、文学课等。师长的教导不仅让雷圭元对图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影响到他此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许，雷圭元终其一生对图案创造艺术化生活理想的孜孜追求，正源自此。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借助图案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却显得更加迫切和实际。

　　1927年，雷圭元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这也是他从事图案、工艺美术教育工作的开始。1928年，受林风眠之邀，雷圭元成为刚成立的杭州国立艺术院的教师。一年后，为了更好地学习图案理论，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雷圭元自费留学法国，学习绘画以及研究染织及漆画工艺。1931年学成回国后，雷圭元一直致力于图案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摸索，他富于中国特色的图案理论也逐渐成型。

　　二、中国图案理论体系的形成：古今中外，以我为主

　　“图案”并不是源自中国的概念。历数中国第一代图案学家，如陈之佛、庞薰ｬl、祝大年等都是有着留日或留欧经历的。尽管他们都十分重视中国的民族文化，致力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图案发展和继承之路。然而，要将一个舶来的理论概念转换成一个完整的和适用于本土的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却绝非易事。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尽管有一些优秀的、具有民族审美意蕴的设计出现，但从整体上来说，图案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与同时代的其他图案学家一样，雷圭元也从未停止过图案理论的研究与将图案理论本土化的思考。然而雷圭元理论体系的建立与成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和参与新中国成立后“建国瓷”与“十大建筑”的设计并获得成功之后。正是在这一时期，雷圭元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传统图案。

　　在雷圭元的理论体系中，图案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图案指的是“平面的纹样的符合美的规律的构成”〔1〕，广义的图案则是“关于工艺美术、建筑装饰结构、形式、色彩及其所附的装饰纹样的预先的设计的通称”〔2〕。

　　“以我为主”是雷圭元对待古今中外图案遗产的态度。他认为，对于传统图案的继承与发展要像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那样，一手伸向中国图案的民族传统，一手伸向外国的优秀遗产，同时面向自然、面向群众、面向当代、面向未来。在他看来，工艺美术或图案应该是实用、适用与审美的统一，须臾不能与人的需要相分离，是美化人类生活的“伴侣”，这正是他对图案本质追求的反映。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图案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对象，他对图案的讨论始终是与人的需要、与人的生活、与地域、时代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比较希腊、埃及、中国图案时，雷圭元曾写道：“希腊的图案，可称之为天，希腊思想是希冀配天之高明。埃及之思想是求得地之永固。而中国的思想是倡导人之中庸。”因此，“希腊之天走到了极端，所表现的成了哥蒂克的尖刻。埃及之地的表现走到了极端，即走入了坟墓。中国之人的表现走到了极端，往往流入繁俗不耐的滑稽”。〔3〕

　　在对于图案的分析中，雷圭元强调要遵循形式美的规律，注重图案的“规矩”与“数”。他认为，图案中的“规矩”与“数”看似是形式法则，实则是与图案设计者和使用者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其文化、哲学内涵的体现。例如，中国的四合院民居、庙堂等结构布局，多以讲求“四方八向”的“九宫格”等中国格律作为基础，而西方的建筑布局却多源自勾股定律的“黄金分割矩形”。雷圭元指出，这种体现着文化内涵的“规矩”、“数”是中国图案与外国图案的根本区别，也是“古今中外，为我所用”的基础，更是创造中国特色的图案的依据。其实，雷圭元对于图案的“规矩”、“数”的强调，与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对于绘画、图形“图式”的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对图案“规律”强调的科学性，在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对于图形“结构骨架”的研究中也获得了印证。

　　上述这些理论成果的获得，一方面建立在雷圭元对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物件、纹样图片、采风笔录的整理和细致分析之上;另一方面也与他在图案教育领域的理论思考密切相关，并影响了他的图案教育实践。

　　三、图案教育理论：强调综合素质

　　作为“我国终其一生从未离开图案教学岗位的第一人”，雷圭元的一生也是从事现代中国图案教育的一生。自1927年从北平国立艺专毕业留校后，他曾先后执教于杭州国立艺术院、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其中，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时间最长。在这所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院校中，雷圭元在教育实践中不仅践行了他的图案教育理论，还提出了对图案进行教学改革的建议，并培养了大批中国图案设计、研究的人才。

　　从办学方法上而言，雷圭元强调教师对图案学习者综合素质的培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创造了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的新工艺美术教育。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他倡导教师应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使学生能够通晓各类设计的专业基础知识，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万能设计师”，也就是以生产、社会、产品设计需要而进行的“通才教育”。〔4〕其次，从艺术修养的层面来看，他倡导学生除了要了解造型艺术，还能够广涉诗歌、音乐等其他艺术领域。第三，从图案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角度，他还反复强调图案学习者要关注“人”，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

　　由于中国早期的图案学理论及教学模式均源自西方，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的图案教学仍以西方的“写生变化”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设计思维，指导设计实践的主要手段，包括雷圭元自己也曾是“写生变化”的积极支持者。随着对中国图案研究的日趋深入以及在图案教学领域经验的累积，雷圭元发现，尽管自然是图案创作的源泉，然而过分地强调对自然界“画像”基础上的“变化”，往往让学生舍本逐末地追求写生的形似，难以真正触及图案的核心规律，更难以通过图案实现创造人们艺术化生活的目的。有鉴于此，1961年11月，雷圭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漫谈图案造型规律---对图案教学的改进意见》，对“写生变化”的图案教学手段提出质疑，同时借用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所提到的“版、刻、结”等绘画中力图避免的“三病”，作为图案教学和图案设计中亟须倡导的三条规律。他期待通过这三条规律“探取物象的大轮廓，舍其细部，增强、夸张它(物象)的特征，力求达到清晰、明白、规范化的效果”。〔5〕雷圭元的目的，意在强调图案具有强烈的规律化特征，不需要如同绘画般对物象描摹写实，并突出图案与物象的关系是“神似”，而非“形似”。雷圭元力主将“版、刻、结”后的图案“置于死地而后生”，意在将规范后的图案转向“灵、活、放”，使图案获得“再生”。那么如何把握图案规律，创造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图案呢?雷圭元进一步指出，自然和中国古代图案分别是图案创作的“源”与“流”，它们就好像图案家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图案的初学者来说，也许先“流”后“源”，通过临摹古代图案，熟悉图案规律后再进行写生变化与创造，逆“流”而上看“源头”，会更加实际。所以他建议，适当减少当时教学中占据了一半图案课程的“写生变化”，增加“临摹”的课程内容。这番言论，引发了当时图案教育领域的一场激烈论战，许多人对他的“版、刻、结”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观点持反对态度。但在今天看来，上述教学改革建议，是他对中国图案理论系统深入认识的结果，也是针对实际教学中出现的特定问题提出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对推动整个图案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四、图案的美学升华：创造艺术化生活

　　纵观雷圭元的学术、教育生涯，就不难发现，尽管最初他是在“实业救国”的背景下学习图案，但他对于图案的追求却并不止于将之视为一种实用工具;尽管在其图案学理论和体系中，雷圭元反复强调了图案形式规律的重要性，但他也并不只是期冀通过图案创造获得视觉上的美感。在图案世界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指引雷圭元不断探索的，是他对图案的本质---创造人民，特别是中国人艺术化生活的追求，将他引向一种更为深刻的图案精神之美，这种美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是代表中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心灵之美”〔6〕，也是他向往的中国图案的意境之美。在他的眼中“中国图案的意境美，正是表达出设计者的思想，是代表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并且通过图案，把信息传递给千万人。它的美，不是视觉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一种广阔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起共鸣作用的心灵美。从彩陶开始，中国图案的创作方法，就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除了给视觉满足美的享受以外，更唤起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股生活感情，像一朵玫瑰花一样，浓郁的芬芳与鲜艳的色彩同时吸引人们去热爱生活，追求高尚的生活情趣。所以说，生活中有了图案，就像有了一个好伴侣一样的愉快”。〔7〕

　　雷圭元的图案和教育理论都是为他所追寻的图案本质服务的，它们共同构建了他的图案理论体系：在对“人”与“生活”的强调下，通过对各类图案形式规律的总结，提炼出中国传统图案规律，并将之融入教学之中，使图案学习者掌握图案创作的规律，在实践中真正为人民创造美的图案，实现对于中国图案意境美的追求。实际上，也正因为雷圭元对图案本质---创造人民艺术化生活的牢牢把握，他所提出的图案学理论体系与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前瞻性。作为中国现代设计理论的宝贵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中国设计身份的今天，启迪我们不断探索与前进。□

　　注释：

　　〔1〕〔2〕杨成寅、林文霞整理，《雷圭元论图案艺术》，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雷圭元，《新图案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25页。

　　〔4〕崔栋良，《教之有方授之以哲---怀念恩师雷圭元先生》，《装饰》1990年第4期。

　　〔5〕同〔1〕，第33页。

　　〔6〕雷圭元，《中国图案美》，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7〕同〔1〕，第151页。

　　雷圭元主要著作：

　　《图案基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怎样画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中外图案装饰风格》，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图案美》，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张朵朵 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与科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