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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美术馆重点在哪?

2011-03-19 10:26:45 周正阳 胡可

关山月美术馆入选国家重点美术馆,业界热议公共美术馆如何向现代的服务型美术馆转型

  今年3月,文化部公布了首批国家重点美术馆名单。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湖北美术馆、陕西省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获此称号。深圳唯一入选的是关山月美术馆。

  据了解,本次评选是根据2010年国家文化部《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及办法》,对美术馆的综合管理、建筑环境、藏品资源、公共教育和文化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的结果。那么,透过“重点”评选,我们可否得知中国艺术场馆的整体发展现状?其评选依据是否公正、合理、全面、客观?

  美术馆评选怎能欠缺“民意”?

  尽管,入选“重点”的9家美术馆,确实在圈内享有较佳的声誉和口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评选结果也算“众望所归”,但也有人提出质疑:“美术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与公众对接,吸引更多民众欣赏艺术,可评选标准中为何偏偏没有‘民意’一项?”诚然,《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及办法》所制定的评选细则中,也确实包含“公共教育”这一与“民意”稍有关联的选项,但并未允许老百姓用“投票”方式决出心头所属,这是否说明评选机制仍有缺失?

  关山月美术馆副馆长颜为昕向记者透露了“重点美术馆评选”的流程:“其实,‘重点美术馆’评选程序非常严密。首先,它将评选周期设定为三年,既要对场馆的面积、基础设施、资金等硬件进行考察,又要对公共服务等软件方面进行评测,更有专家评审团的实地检阅和反复论证,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依据和标准,可以说是关卡重重。”颜为昕认为,“民意”在严密的评选流程中,实际上已经被兼顾到:“公众美育、社会影响等与‘公众’相关联的部分,也是重要的打分要素……我觉得评选已经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公众化’,因为吸引公众进入、向公众普及美术、提升城市公众文化本身就是美术馆的基本功能。”

  此外,颜为昕还表示,近年来关山月美术馆积极对民众进行“美育”的普及、教育、推广工作“早在2007年,我馆就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文化义工团’。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览和讲解员,也不仅仅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而要在布展、社区教育、基层交流、第二课堂等与民众对接的关键活动上发挥专长,提供给力支持———比如,在计算机、文学方面较有特长的文化义工,自发创建相关美术网站、论坛和Q Q群,并创办了一份《爱上美术馆》杂志,以此培养群众审美情趣,而精通外语的文化义工则经常为本馆举办的外国展览当翻译……他们不计薪酬地投入这些公益文化活动中,亦深受评审团垂青,也是本次评选的‘加分’要素。”

  深圳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则认为,“人气”和“口碑”是衡量美术馆优劣的重要因素“一个优质美术馆应当具备两方面的优势,第一,要有完善、先进的空间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观众数量(人气)应当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指标;第二,公众的口碑也应当列入考评标准当中。”他表示,一个拥有优越区位优势,并积极致力于公众艺术推广、宣传活动中去,现代设施齐全的美术馆,不管在“重点”评选中胜出与否,都对本土艺术馆具有标杆、示范的作用。

  官僚化因素制约美术馆发展?

  有民众质疑,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也为美术馆带来了“官僚化”的作风:“我感觉美术馆就像一个大型衙门,尽管它名义上是展出优秀艺术作品、向民众宣传艺术知识的场所,但实际上却经常屈从行政命令,做一些无趣而高耗的展览,一些美术馆基层工作人员也犹如衙役差使般,服务态度极其傲慢。”如此尖锐的批评,是否与当下深圳各大美术馆的情况相吻合?

  大芬美术家协会主席蒋庆北认为,一些美术馆虽局部存在“官僚化”现象,但不值得过分夸大:“其实,近年来,美术馆的建造经费、规模、定位等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参与,是难以为继的……有人认为加附了行政口号的创意园区、设计之都等并没有发挥其预期效果,但若没有行政支持,连硬件和框架都做不起来。事实上,行政力量不会事无巨细地干预你办什么展、做什么艺术推广、如何定位。美术馆其实享有很大的自主权……美术馆没有充分发挥预期效率,更多时候是自己经营出了问题,把它归咎为行政力量的约束和限制,并不准确。”

  那么,美术馆的建造是否存在“面子工程”?开办展览是否存在服务“政绩”的因素?蒋庆北认为美术事业不足以成为冲击“政绩”的筹码:“要真想冲政绩搏名声,应该更关注G D P和经济效益才对,无需指望‘政绩’和短期难见成效的美术事业发生关联……诚然,一些美术馆基层工作人员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服务不到位、效率拖沓的‘官僚’作风,但以此就形容美术馆像个‘衙门’,也过于苛刻。”颜为昕也认为,美术馆的投资建造及基层服务,也越来越切合时代需求,官僚指数已进一步削弱:“以我馆为例,近年来接到的服务性方面的投诉寥寥无几,可以说并未见到基层工作人员‘官僚化’的迹象。此外,政府也出面监督,防止兴建美术馆沦为‘面子工程’,解决部分美术馆闲置率高、办展率低、支出与预期社会价值不符等问题,亦从源头上遏制‘官僚’倾向。”

  孙振华则认为,若要避免美术馆的“衙门化”倾向,应当重申美术馆的“亲民性”:“美术馆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和政府相关的部门,更不是文化衙门,而是一个贴近市民审美需求的服务机构,因此从上级到基层,都应当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言行、细节均要特别注重‘亲民性’,以跟上这个时代的服务水准。”

  现代美术馆应更具“现代”意味

  3月8日,《湖南日报》刊载报道《公共文化场馆:免费之后期待转型》,指出“免费时代”的美术馆需在公共服务上多下功夫,填补“短板”,亦间接探讨了美术馆未来的转型方向。那么,结合深圳本土实际,规模、硬件均不缺的深圳各大美术馆应朝何种方向转型?

  蒋庆北认为,现代艺术的地位日益提升,美术馆的硬软件设施均应“与时俱进”地作出改进:“大多数美术馆,从它的建造初衷和设施配备上看,主要还是为画画、照片等传统展览服务的,对于现代艺术这块,并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个性化的服务。尽管,近年来,深圳许多美术馆也陆续举办了一些著名的现代艺术展览,可是基础设施和展览主题之间存在错位,传统的空间和设备,跟前卫、时尚,形式荒诞的现代艺术格格不入,打出‘现代艺术’旗号的展览,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未来的美术馆建设,应当多重视现代元素的接纳和融汇,要给现代艺术留出空间,让涂鸦艺术、综合材料艺术、行为艺术,以及其他一些看起来非常离奇荒诞的艺术门类等也能毫不突兀地参展。此外,深圳的美术馆也要营造一种利于现代艺术存活的氛围,造就一种现代艺术家集聚的效应,这或许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转型方向。”

  孙振华表示,未来的美术馆应当朝“差异化”的方向转型:“随着时代发展,美术馆的功能也日趋多元化,它不能限制在单一、刻板、机械的定位和审美职能上,而是要有更多元的取向,服务于更多样的艺术门类。比如,在美术馆建造的前期规划上,就应当多考虑它的倾向性和特殊性,明确它们更侧重哪些方向———比如,哪些更侧重现代艺术展览?哪些更侧重绘画展览?哪些更侧重于摄影展览?如果分工、定位和服务能够精确化、细分化到这个层度,公共艺术场馆的多样性就能实现了。”

(责任编辑:郑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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