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或曰书札，其实是一种艺术。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温柔与否当不尽然，但名之以艺术却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国旧时毛笔书札。究其原因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其内容特性所决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

　　就内容而言。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刘勰《文心雕龙》曰：“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书札乃人际交流，直抒衷肠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为之，娓娓如诉。不必矫饰造作，毋恐天谴人责。“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文明从容”(《文心雕龙》)，酬献心声，或激越，或温柔，或志高文伟，或词采翩翩。诸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东方朔《难公孙弘书》、扬雄《答刘歆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等，均可谓千古绝唱。是书札之艺术性决不减其他文学体裁，甚至超而轶之。

　　就其形式而言。陆机《文赋》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刘勰《文心雕龙》曰：“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其“尺素(帛)”或“简牍”盖我国纸发明之前的主要文字载体。我们知道中国汉字的书写载册是由笔、墨和书写材料共同完成的。笔即毛笔，墨乃炭墨，自古一以贯之。书写材料则先帛后纸，判然有别。纸的出现、普及并最终取代简帛作为书写材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其意义除导致汉字使用和文化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之外，还有重要而特殊的一项，就是使汉字的日常书写脱离其实用性而升华为一种艺术成为可能。因为只有纸，严格说来只有中国纸，才可能使毛笔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才可能真正做到“笔笔还其本分”，使藏出、曲直、起伏、浓淡、枯润、薄厚、迟速、收放诸如此类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则或法术真正得以实现。于是乎，魏晋以降文人墨客便自觉不自觉地“寓性情、襟度、风格”于笔墨词文之中，似乎于不经意之中创造出了极其赏心悦目的韵致，由之大大增强了其笔下，包括书札在内的文字作品的形式感染力和艺术性。而其审美价值有的并不亚于甚至高于条幅、中堂、对联之类刻意为之的书法作品，有的则被人直视为书法艺术佳作，成为书法创作的永恒范式和不祧法本。

　　如魏晋士人尤其二王手札，其无论大王之《平安》、《何如》、《奉桔》、《快雪时晴》;还是小王之《鸭头丸》、《地黄汤》、《中秋》、《豹奴》，无不神采飞扬，辉文含质，笔墨相得，天机自动，“爽爽有一种风气”，其内容似乎已变得不太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南北朝时流传一个谚语，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札，古时称尺牍，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识如同面语。可见其必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其产生之条件，我以为起码有二端，其一是物质的，即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出现及初步发展;其二是精神的，即人文的觉醒。后者当更为重要。

　　书札分公私二种，《文心雕龙》首次有所区别，刘勰在公牍归之于《奏启》、《章表》之属，私札则归于《书记》一节。公文书札产生较早。文字产生，“绝地天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即可能出现，《尚书》实已见其端倪。《诗.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讲西周大臣南仲率师讨伐凯旋，归心似箭，途中担心周王再下告急文书。此“简书”即指周王下发的军书，这是最早而明确的书札记载。私人书札产生较晚，当始于春秋。其间礼崩乐坏，“智识下逮”，人文大觉醒，社会交往从此日以扩大和频繁，于是知识分子之间书信交通势在必然。《左传》中《昭公六年》载“巫臣自晋遗书责子反”，《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向使诒子产书”，《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为书与赵宣子”，《成公七年》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范宣子”等即是明证。于异国异域，士人之间“其辞皆若对面(《文心雕龙.书记》)”，这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特别是神权主宰，“学在官府”的历史阶段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上揭《左传》所载仍属政治性人际交往书札，或所谓“行人挈辞”之类，难称“抑扬乎寸心(《文心雕龙》)”，其温柔的私密性尚不凸显的话，那么战国以降，情况则大大改观了。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两通木牍家书的发现，则提供了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家书实物。二简均是用毛笔蘸墨写于长23.1厘米(正合汉尺一尺)的木版上，内容是向家人叙述从军征战情况，并向母亲索要衣物和钱。到了汉代，我国邮驿体系和封泥签发制度基本建立，人际书信交往与日俱增。同时，书札的基本形制，即长度以一尺为限，也大致确定，这就是后世称书札为“尺牍”的由来。上揭司马迁、东方朔、扬雄诸札及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等等均是此间出现，并传诵至今的书札范本。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属之“乱世”，是突出的多国多君时代。其间政治昏暗，战争频仍，民生凋蔽，“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白华语)。”于是人文精神大发育，思想和学术大开放，儒、道、释相互渗透影响，终于酿成比战国百家争鸣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玄学哲学诞生了，建安文学和抒情诗出现了，陶渊明的田园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书法都先后在此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于是魏晋文人墨客极尽风骚文雅之能事，创作出大量风情潇洒、天资自然、清通简畅的书札精品。

　　当年梁实秋先生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名《信》。其中讲：“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何以为精粹之作呢?我认为非名人书札莫属。道理很简单，旧时名人之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行，或有名绪、名业。必有超常之智慧、超常之能力、超常之才艺、超常之生活，更重要的是必有超常的素质，而非如现下某些名人或由外力使然。因此名人间用于社会交流的书札必然多精粹者，较一般书札必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艺术性。诸如李斯、司马迁、贾谊、东方朔、扬雄等秦汉名流书札;诸如上揭魏晋名士书札;诸如唐宋八大家、苏门六君子、竟陵、桐城诸派以至南社社员等历代显达的书札之作，无不名实相得。

　　前几日，我收到一部书稿，题为《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是北京大学程道德教授和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先生从他们多年之书札藏品中遴选的精品结集。共收入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100多年间的社会各界名人的115件名札。从洋务运动魁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到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从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疑古派史学大师顾颉刚，到大学者、思想家章炳麟、严复;从大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巴金;从书法大家张裕钊、沈尹默、于右任，到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以至科学家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均赫然名流显士。可谓五彩缤纷，九流鳞萃。其书则功力老到，或行或草，或柔或刚，或碑版，或馆阁，或宗法钟王，或自出机抒，皆真率本分，天机自动。信由情性所致，全自蕴藉中来。是书家自不同凡响，不以书家名者亦不弱于书家。洵乃琳琅满目，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