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每好“三绝”、“四绝”的称谓，这标准似乎是来源于古代文人。

　　大文人者，本无意于以文炫世，他们念兹在兹的，是事功、是社稷、是声名。现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诗文，已经是他们的余事，至于书画，就更是遣兴之作了。

　　今天的画家追摹古人而不得，重要的还不是一招一式的法度，而是那一颗活泼泼的心灵。不患精神境界之不修，而患技法招数之不备，已为下品，而盘桓于种种俗谛的利害得失之间，则更等而下之。

　　如此看来，画家而能诗文书印，亦该是一种心灵驱使，要非力强而至。于此，尤宜警惕徒为求全而“恶补”，堕入此地，则必然浮躁轻率、不能深入。

　　画既尽美，何必题诗?一个人能一门深入而有所独造，增益固有文化之所不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而况“三绝”?因之，“三绝”、“四绝”要非沽名钓誉之标榜，乃在于一个人的天才、学养和境界的支撑。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殊不易到。

　　齐白石老人，治印开宗立派，无人企及;其书法，遍涉诸家而能机杼独运，生面别开，不让前修;于画，能驱遣文人高华简约之笔墨，而造农民淳朴率真之情境，空前瞠后，自不待言;其诗，虽有贬低者讥为“薛蟠体”，而特能在质朴中蕴含真意，不求工而自工，尤属难能。世之循循追摹白石老人者，能仿佛其一二乎?

　　傅抱石，初能于方寸之间微刻一部《离骚经》，以此手眼心旌而挥洒作水墨画，粗中有细、乱中求精，往往于一片馄饨中放出光明，其题字，整肃而俊逸，文气沛乎浩然发于笔墨间;印章布白精绝，篆法高古而俊秀，凛然有轩昂之气迫于眉宇，后之来者，观其皮相，能深入其精神乎?

　　潘天寿，早年即现惊世之天才，而独能裕之以学，大纛高张，以成正果。其画、其书、其诗文，无不于险绝处见深厚、于跌宕中蕴华彩。后之览者，究何感想?

　　我生也晚，不能亲聆磬咳，唯于点划章句中想见其为人。幸遇十翼恩师督导甚严，十数年追随左右，获益甚夥。

　　初，师以诗文联语之诵读筑其基，循循诱之以古仁人之心，凡诸古贤名篇若太史公之《报任少卿书》、屈平《离骚经》、贾谊《过秦论》、苏东坡《前后赤壁赋》、杜工部《秋兴八首》等数百篇，皆要求熟诵至于默背。而其寓教于乐者，尤在于师生共处一室做对联诗钟之戏。凡所修学、游历、闻见期能于短时间内纳入四言、七言之联句，则不可不在思维、遣词、炼句、判断上痛下苦功，看似游戏，实在于炼心。以此心，观照于万事万物，自能不粘滞于物而与时推移，诗意之判断自在其中。

　　艺术之道，倘能有一颗明澈邃远的诗心作为先导，则其取舍进境，自有一种底蕴在。于传统，能凛之以风神，于自然，能接之以诚笃，心会神通，规模久之，欲求其一无创获而可得乎?

　　责任编辑：任军伟

　　绝”、“四绝”要非沽名钓誉之标榜，乃在于一个人的天才、学养和境界的支撑。受之于天而成之于人，殊不易到。

　　齐白石老人，治印开宗立派，影响深远;其书法，遍涉诸家而能机杼独运，生面别开，不让前修;于画，能驱遣文人高华简约之笔墨，而造农民淳朴率真之情境，空前瞠后，自不待言;其诗，虽有贬低者讥为“薛蟠体”，而特能在质朴中蕴含真意，不求工而自工，尤属难能。世之循循追摹白石老人者，能仿佛其一二乎?

　　傅抱石，初能于方寸之间微刻一部《离骚经》，以此手眼心旌而挥洒作水墨画，粗中有细、乱中求精，往往于一片馄饨中放出光明，其题字，整肃而俊逸，文气沛乎浩然发于笔墨间;印章布白精绝，篆法高古而俊秀，凛然有轩昂之气迫于眉宇，后之来者，观其皮相，能深入其精神乎?

　　潘天寿，早年即现惊世之天才，而独能裕之以学，大纛高张，以成正果。其画、其书、其诗文，无不于险绝处见深厚、于跌宕中蕴华彩。后之览者，究何感想?

　　我生也晚，不能亲聆磬咳，唯于点划章句中想见其为人。幸遇十翼恩师督导甚严，十数年追随左右，获益甚夥。

　　初，师以诗文联语之诵读筑其基，循循诱之以古仁人之心，凡诸古贤名篇若太史公之《报任少卿书》、屈平《离骚经》、贾谊《过秦论》、苏东坡《前后赤壁赋》、杜工部《秋兴八首》等数百篇，皆要求熟诵至于默背。而其寓教于乐者，尤在于师生共处一室做对联诗钟之戏。凡所修学、游历、闻见期能于短时间内纳入四言、七言之联句，则不可不在思维、遣词、炼句、判断上痛下苦功，看似游戏，实在于炼心。以此心，观照于万事万物，自能不粘滞于物而与时推移，诗意之判断自在其中。

　　艺术之道，倘能有一颗明澈邃远的诗心作为先导，则其取舍进境，自有一种底蕴在。于传统，能凛之以风神，于自然，能接之以诚笃，心会神通，规模久之，当有大成。

责任编辑：任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