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游琐谈》中，有一篇张伯驹先生写的《陆士衡平复帖》，谈到他购藏此帖的经过。

　　伯驹先生最初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见到此帖，当时为溥氏心畬所有。1936年他有鉴于溥氏所藏唐韩幹《照夜白图》卷流出海外，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托阅古斋韩君向溥氏请求出售，因索价二十万元，力不能胜而未果。次年又请张大千先生致意心畬求让，以仍索二十万元而难谐。是年岁杪，伯驹先生由津返京，车上遇傅沅叔先生，谈及心畬丧母，需款甚急，经沅老斡旋，以四万元得之。此后多年乱离跋涉，伯驹先生藏此帖于衣被中，未尝去身。直至1956年将此国宝捐赠给国家，从此永留神州，为全国人民所有。宿愿获偿，实为他平生一大快事。

　　黄金有价，国宝无价。《平复帖》更是宝中之宝。我国法书墨迹，除去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木简外，历代流传于世且出于名家之手的，以陆机《平复帖》为最早，大约已有一千七百年。董其昌曾说过：「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何况刻在《三希堂法帖》位居首席的钟繇《荐季直表》原非真迹。而且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之后已经毁坏，无从得见。故在传世的法书真迹中，自以《平复帖》为第一。伯驹先生酷爱书画文物、对此希世之珍，真可谓视同「头目脑髓」，故珍藏什袭，形影不离。

　　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就教于伯驹先生并得到他的赞许。

　　为了检验上述设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传有绪的烜赫名迹试行著录，《平复帖》实在是太理想了，不过要著录必须经过多次的仔细观察阅读和抄写记录，如此珍贵的国宝，伯驹先生会同意拿出来给我看吗?我是早有着被婉言谢绝的思想准备去向他提出请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驹先生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就这样，我把宝中之宝《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已记不清看了多少次才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中有的极难识读。如钤在帖本身之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边隐约可辨。不少印鉴不要说隔着陈列柜玻璃无法看见，就是取出来在灯光照耀下，用放大镜来看也难看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经过这次仔细的阅读和抄录，才使我有了一次著录书画的实习机会，后来根据著录才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刊登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期上，并经《故宫博物院藏宝录》转载。

　　将《平复帖》请回家来，我连想都没敢想过，而是伯驹先生主动提出来的。那时我们相识才只有两年，不能说已有深交。对这一桩不可思议的翰墨因缘，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十分难得。故也特别珍惜。仅此就足以说明伯驹先生是多么信任朋友，笃于道谊。对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想做一点有关文物的工作，是多么竭诚地支持!

　　我每想起《平复帖》就想起伯驹先生，怀念之情，久久不能平复。不，不仅是怀念之情，更多的是尊敬之意!伯驹先生是那样地珍爱《平复帖》，而最后他把《平复帖》连同其他名迹：唐李白《上阳台帖卷》、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草书》卷、蔡襄《自书诗》册、范仲淹《道服赞》卷、吴琚《书杂诗》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等倾家荡产换来的多件国宝一并捐献给国家，说明他爱国家，爱人民，更甚于爱书法文物，这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终身怀念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