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Indira Endaya在丹麦为她的学位而忙碌，我让她为我这次所写的关于其母艺术与生活的文选写一篇文章，她的母亲Imelda Cajipe Endaya那时尚居住纽约(此后回到了菲律宾)。按照我突出某个特定的主题和艺术作品的要求，她选择了(当时)一件近作——《我的母亲和我》(My Mother and Me)，她称之为“既像、又不像我妈妈之前的作品。”从她“离家数里的房间到那些并不舒适和熟悉的一切”，Indira希望能将母亲跨越几大洲的工作室画面，完整地勾勒出来。面对房间里的寒冷和孤寂之感，她想起了位于纽约纽堡的母亲画室里的花;仿佛闻到了孩童时代清晨在马尼拉的Grumbacher颜料和亚麻油的味道，她以“有序的混乱”将一切重新安排，在现在居住的这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通过她带过来的刷子、油画、调色刀，让这里“更有家的感觉”。

　　在一个清冷的屋子里想家的Indira，就用一些物什打造了一个家，调色刀，刷子，油画，这些看似随意，凌乱，交替着连贯或不连贯性：窗户，构造，鲜明的颜色对比。纽堡那房子里的客厅在此重现。空荡荡的房间里充满了生活气息。一篮子纱线，一根手杖靠在沙发边。窗外，依稀可见落雪斑驳的树枝。花的出现，驱散了远离家乡的寒冷。墙上的照片是我母亲小时候的样子，她羞涩地看着照相机，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很年轻，面带微笑。

　　先是关于一间冰冷房屋的描述，鲜花为它带来了生气，接着是对于外婆和母亲年轻时一张照片中一幅画的一句未完成的描述。这种并置令人惊奇而又不安;就好像在短语之间，在时间之中，留下了如此多的未曾言说。思乡的情感只能在零碎中表达出来，它们被无序而分散地联系在一起。收集着旧物，回忆着过往，这些都缓和了思乡的情绪。

　　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菲律宾人思乡情真，他们忙于生计，为生活所累。这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她们当中的很多人由于经济压力而离开了家乡，离开那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她们出国，大多数并非为了学习的目的。就如我们在媒体中描述的那样，菲律宾是一个“盛产菲佣的国家”， 2海外的劳工们，寄回国内的钱款，被认为支撑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状态下，产生了inang yaya的形象(粗略翻译为妈妈-保姆，yaya是口语化的保姆称呼)，与她与被监护者的关系被表现出来，或内陆或海外，在画布上或是超出画面之外。菲律宾裔美国艺术家Lewanda Lim在她的油画《给保姆-妈妈的玫瑰》(Roses for Nanny-Nanay)中，也不仅是戏谑了Nanay这个词——这是塔加拉族对母亲的称呼。“保姆-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有点像一个吃饱了的娃娃，头部四周环绕着一圈光晕。在安详的脸庞背后，是一个神坛，在菲律宾家庭里很常见，在这上面，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和玫瑰经;被代替的母爱、海外工作、牺牲和圣洁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保姆和她膝上的金发蓝眼睛的孩子，坐在那里有如巨人，使得地板上距离他们很近的芭比娃娃和泰迪熊(这些都是富有家庭小孩的玩具)显得格外小。几步之外，两人坐的椅子上后面是“alikbayan 盒”(字面含义为“返家用的盒子”)，里面都是回家时给亲朋好友带的礼物，在这幅活人画里，是一张怀旧画上的田园风光，流行的消费文化，在这里则被可口可乐表现出来。右边是一瓶红色的长茎玫瑰，后边是一张照片，我觉得是保姆小时候的样子，坐在她母亲的膝盖上，也就是保姆的妈妈的膝盖上。她无法给妈妈献上玫瑰(可能是妈妈的生日)，所以只能通过母女照，表达这份爱，她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木偶，看管着房子，照料着异国他乡的陌生人的孩子。

　　在Cajipe Endaya的装置里，这个来自国外的保姆，将家里那些本应抛弃的物品重新利用，缝缝补补。Imelda就如她女儿上文提到的那样，也保留了一些破旧的家用品，她收集起来，重新利用，随意摆放。为了打造《菲律宾家庭帮佣》这件装置，“我重新使用了老窗帘，床单(我自己缝补的物品)，将它们和其他家用品放在一起。大多数都被用得变黑了，质地粗糙，我用家族留下来的宗教纪念品点缀了它们。一个粗布做的垫子像一张冷清的床一样摆在地砖上，微波炉上有一只空盘子，一只手伸出来，一面褪色的旗，一只手臂在擦拭高处的窗户，一把笤帚，一个吸尘器，圣母玛利亚的像，女佣的工作服，一条绳子，链子，一把刀。

　　以那些人物姿态、家用品、或者说kasangkapan(工具)而完成的拼贴，充溢着女性的廉价劳动，它们注定会消失，正如Nefert Tadiar所言，“以全球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过剩品形象出现在一堆废品中。”这一拼贴作品表现了海外佣人手工艺劳动的真实存在和情感表达，既是女性们的手工艺劳动，又是“用以表现“亲生的”母亲和女儿生产劳动的技术装备，她作为一个新的工业或后人类的克隆机器将其代替。与此同时，这些女人努力通过劳动谋生，将那些零碎重新翻新，放在一起，“她们背负着谋生的艰辛，日复一日地生产这些零碎品。”

　　住在纽约纽堡时Imelda必须照顾病中的母亲，可艺术家仍旧继续画画，只是基调和主题有所不同。那一时期，她的很多画都是关于菲律宾裔美国家庭，其中一些强调了她对母子关系探索的主题。《Digiwata》与《返家离家》(IntoHome Far From Home)则很有趣地在圣母子形象中融入了一尊女性形象的bulol，——那是菲律宾北部土著伊哥洛人(Igorots)所敬奉的一种守护粮仓的神灵(吕宋岛地区的这种米神雕像通常同时以男性和女性形象出现——译注)。

　　在后一件作品中，bul-ol成为一个新来的提着箱子的保姆，站在雪中，也许是等待着走进舒适的室内，画面的重点是一个圣坛，上面是圣母像和佛像，顶端是一颗大红心。就如Lewanda的画作一样，其间有一瓶花，但花却没有盛开，几步之外是一个及膝的女士靴，很随意地放在右边较低的墙角处。再一次地，正如Lewanda Lim笔下的画面，一幅装裱的画给墙面增添了优雅气质，不过，这次是一位微笑的年轻女人，精神饱满，身体健康。一方面，是对逝去的故乡的一种想念，另一方面，里面的叙事也与生活在海外的菲律宾人有关，“比讲述菲律宾移民所承载的迷失和在异国所处的卑微那种叙事要复杂与模糊得多，”另一个居住在海外的菲律宾人Cherubim Quizon这样写道。

　　在关于不同代的母女们的迷失与遗留下来的叙述中，感情被表现为社会和社会化的情感。这些女人不仅在私人场合说起抚养孩子的事情(抚育子女，收拾房屋)，而且也在与政治有关的场合下。在此意义上，作为女人，女儿、保姆、母亲，通过彼此谈话，谈论彼此，个人被政治化、政治被个人化起来。

         (Flaudette May Datuin  为菲律宾大学艺术研究系教授，菲律宾艺术杂志《Ctrl+P》联合创刊主编)